中华上编的“四大编审”

    1958年5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中华上编拥有一支学术水平很高、阵容强大的编辑队伍（包括外聘人员）。今日享誉学界、广为人知的胡道静、金性尧、何满子、朱金城、钱伯城等先生，还不是中华上编当年的执牛耳之人，当时编辑室中有比他们年岁更长、资历更深者，其中裘柱常、吕贞白、刘拜山、于在春四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上海市出版局批准为编审，负责稿件审读，他们被出版社后人称为“四大编审”，《上海出版志》“人物篇”均有他们的传略。由于他们有的去世较早，有的鲜有著述，以至其生平、成就多不为人熟知。

    裘柱常，笔名裘重，浙江余姚人。1921年他在余姚读完小学后，到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上海清心实业学校读书。抗战时期，他应王任叔、楼适夷之邀，主编《大陆》月刊，发表宣传抗战的文学作品。后从事翻译工作，译著主要有杰克·伦敦的《海狼》、《毒日头》和德莱塞的《金融家》、《嘉莉妹妹》等。从此，他以翻译家名世，也以此自得。他70岁时有诗云：“一笔随身廿五年，也传哀怨也情天。字成百万人间恨，垂老摩挲剧可怜。” 1945年，裘柱常进上海新闻报馆任编辑。后任《新闻日报》资料副刊组组长、编委。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新闻日报》民盟支部主任。1960年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1979年和1980年，他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他是四大编审中最年长者，却不是治古典文学出身的，而是以新诗诗人身份步入文坛。他从中学时代就酷爱文学，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他早期的诗文发表于《洪水》、《朝花》、《白露》、《大江》、《奔流》等刊物上。他的新诗以表现青年人彷徨求索的心情和对爱情、亲情、乡情的感怀为主题，感情真挚而激越。

    让裘柱常铭记在心的是他写的新诗曾得到鲁迅青睐，改易一字后刊之其主编的《奔流》，故他有“难酬一字稽山德”之句。裘柱常著有《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这与夫人顾飞有很大关系。顾飞诗、书、画三者俱佳，曾拜黄宾虹为师习山水画，又从爱国诗人钱名山学诗。1944年，与裘柱常、傅雷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裘柱常去世后，其子女先后汇编了父母亲的诗词合集《梅竹轩诗词集》和《顾飞画集》，前者由裘柱常的老友王元化题签，后者由王元化主编并题词，王元化写道：“余与裘柱常仁兄贤伉俪结识以来已逾半世纪，友情笃深。默飞嫂夫人自幼即得黄宾虹大师亲传，尽得其神髓奥秘，卓然成一大家。”

    吕贞白是一位著述不多但颇有声誉的古典文学学者，本名传元，字贞白，江西九江人。其父为清末进士，曾在江苏南通为官，贞白随侍，14岁时拜张謇为师，学习古文诗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又随父定居沪上，因得广交师友，继续潜心于文史学习和研究。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在南京任中央大学教授，掌文学院古典文学教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职于华东文化部文物处、上海人民图书馆等单位。1957年，调入古典文学出版社任秘书。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古籍整理编辑组副组长、编审，审读了大量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学的书稿，其中有朱东润编年校注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李庆甲校点的《词综》以及《中国丛书综录》等。退休后担任“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校样审读工作。“文革”结束后，又应邀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培训工作。1982年，被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聘为顾问，参与规划制订。编辑之外，1956年起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版本目录学和古典诗词等课程。晚年，又被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指导硕士研究生。1984年9月的一天，蒋天枢先生陪着吕贞白与顾廷龙先生来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与我们研究生见面。吕贞白拟给研究生讲版本，他衣着随便，一副山人打扮。谁知还没开课，他便于10月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吕贞白喜奖掖后进。章培恒曾提到20世纪60年代初，吕贞白知道他在写《洪昇年谱》，就主动为他找资料；《洪昇年谱》写成后，吕贞白又细读一遍，提出意见；又赠章培恒《宋六十名家词》、“二拍”等书，给他之后的研究以很大的帮助。黄永年亦提到吕贞白指导他版本目录学的经过和他们之间40年不渝的师生情谊。

    关于吕贞白的传闻有不少，尤其是他的独特个性。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中，有一篇《记十大狂人事》，把吕贞白称为“十大狂人”之一，记述了吕贞白年轻时恃才傲物的狂态。晚年的吕贞白仍自视甚高。20世纪80年代初为研究生的刘永翔，从吕贞白学习诗词，曾写道：“往来久了，我发现传说吕老爱骂人的事的确不假，他于当世许多学人皆有不足之词，有些意见是针对其人其事的，有些是关于学力和学风的。老人招怨甚多，与此大有关系。性直如此，而为词却那么委曲婉约，正合古人‘为人须直，为文须曲’之说；……在另一方面，吕老对有才学的前辈充满了敬意，如对于夏敬观、朱孝臧、汪东诸老；对勤学的后辈也只有褒词，如对于章培恒先生等。”

    我也从同学陈麦青处听到这样一件事。吕贞白指导学生非常认真，对学生严格要求，常说：“我不能误人子弟，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某日，他审阅某校古籍所一硕士论文，对麦青言：此论文“以劳力而言，似可授予硕士学位；于学术而言，则无发明”，并拟将此话写入评语 。麦青询其故，原来该生以点校某宋人笔记代替论文，仅冠以一简短前言而已。麦青对他言，不能把此话写入评语，否则会耽误学生前程。他就采纳了麦青的意见。可见，他对学生不只是责之严，也爱之深。

    吕贞白学殖深厚，群经外，喜诸子，又长于版本目录之学，著有《淮南子斠补》、《吕氏春秋斠补》。他去世后，尚有遗著数种。吕贞白与蒋天枢友善，称蒋天枢为“老哥哥”，彼此来往书信甚多。吕贞白书法秀逸，蒋天枢收藏他的信，但觉得他用的纸不好，配不上他的字，便嘱其弟子将荣宝斋出品的笺纸带给吕贞白，让他用来写信。蒋天枢为其整理汇编遗著，有《吕伯子遗书序》称：“余交伯子久，得读伯子诗词始深知之。……伯子为人诚挚，笃于友谊，不轻然诺，久要不忘。今世之‘古道可风’人也。”

    吕贞白擅诗词。他少从同光体诸诗人游，诗宗山谷，有“须知诗是吾家事，莫忘江西宗派图”（《示小姮》）之语；词则受朱孝臧、夏敬观诸老影响，师法美成。有《吕伯子词集》、《吕伯子诗存》，门人喻蘅遵师嘱托辑印。

    有的人一辈子写了许多文章，但如过眼烟云，早就为人遗忘。有的人一辈子就靠一篇文章传世，刘拜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于1929年在江苏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建国后，历任如皋中学校长、南通中学副校长、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后到上海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1962年，中华上编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由刘拜山负责，他“是事实上的首任主编，但不署名”。他的名作《李白两入长安辨》，就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上。

    刘拜山对唐诗有深湛的研究。历来的李白研究者多认为李白一生仅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到过长安一次，因此在李白研究及其诗歌编年方面都存在一些疑问。1962年，刘拜山以“稗山”笔名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提出李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曾到过长安，并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计李白第一次入京时间约在开元26年夏至28年春之间。但此说提出后很长时间未得到学界响应。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肯定了稗山的“两入长安”说，指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这一段经过，以前的研究家都忽略了。稗山氏曾撰《李白两入长安辨》，首先注意及此”；但他认为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应在开元18年。此后，李白“两入长安说”基本上为国内外学术界接受，遂成定论。刘拜山的这篇论文也成为传世之作。

    除了这篇论文外，刘拜山还写有一些文章，并为一些重要书稿撰写前言和出版说明，如为郭化若整理的《十一家注孙子》写前言，为《秋瑾集》写出版说明，他的这些前言和出版说明也都是很有学术含量的。中华上编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向平，非常重视编辑的业务写作。他与香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陈凡相熟，就号召编辑为陈凡主编的《大公报》“文博”副刊撰写文史类文章。1959年起，刘拜山与当时尚年轻的编辑富寿荪合作，在此副刊上连载唐人绝句的评注，富寿荪担任选注、辑评及撰写作者小传等工作，刘拜山撰评解。刘拜山所作评解，语言精警，颇具特色，充分显示了他对唐诗的熟悉及其深厚的诗学造诣。如，虞世南《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刘拜山评解云：“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沈’，抒含冤莫白之悲；贾岛‘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有兀傲不平之致；李商隐‘五更疎欲断，一树碧无情’，寓孤寂落泊之感；此则自写品格，顾盼高远。同一咏蝉而兴寄各殊，处境不同也。”他从唐代诗史的角度作细致的比较，透彻地指出各诗特点，独具只眼。1963年，两人评注的唐人绝句书稿完成，书名为《唐人绝句评注》，共选诗616首，1980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后由富寿荪增订，易名为《千首唐人绝句》，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惜，刘拜山未能看到书的出版。富寿荪在此书弁言中写道：“回忆20余年前，和拜山同志往复商讨并承其指导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不禁感慨系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次第出版了《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及其续编、三编、末编四辑，在中学师生中影响很大，1978年出版的首辑印数达45万册，其作者便是中华上编的编审于在春。

    于在春出身于书香门第，6岁入家塾就读“四书五经”，并师从专职英语教师学习英语。192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后直升上海光华大学文学系。他16岁即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处女作《冷落》。1930年，短篇小说集《翠环》由著名作家曾朴主持的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内收《翠环》等8篇小说。他还翻译了德国小说家佛郎克的《灵与肉的冲突》，1931年由上海正午书局出版。

    1932年，于在春大学毕业，先后在江苏淮阴师范学校、太仓师范学校、南通中学、上海中学任语文教师。于在春从事语文教学之后不久，就注意到当时的中学教育“因循于传统的观念，语文教学一直是注重内容的”。而所谓“内容”，却日见其庞杂而变化无常。结果，由于忽视形式、轻视技术，中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就日见低落。有鉴于此，于在春决心走改革语文教学之路，他提倡学生写“文字的自由画”，鼓励学生自由地去写他们自己生活里和内心深处的真实的东西。他还将学生中的优秀习作编成《文字的自由画》一书，1936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此书前有编者序言，开宗名义地提出了“自由画之作用”：让儿童表现他们自己的印象、情感和想象，藉此发展他们的精神生活情绪的、意志的、智慧的生活，使他们的生命的活动力不折不扣地蓬勃起来。1936年，他与南通籍的中共党员李俊民、顾民元及江上青、江树峰兄弟等合办“一个通俗的文字技术和语文教学研究的月刊”——《写作与阅读》月刊，立志把改革语文教学这一工作推向社会。该刊共出10期，在当时影响较大。于在春为《写作与阅读》写了10多篇有理论、有实践、推动语文教学的文章，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1942年起，他先后在光华大学、之江大学沪校、上海新闻专科学校任教。1945年，与郭沫若、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1946年，于在春又将他从事作文教学的实录《集体习作实践记》，交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所谓“集体习作”，就是让全班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共同商讨，完成一篇作文，让教师从实际应用里教学文章作法、语法、修辞的知识，使学生在参加订正作文时接受订正的精义。

    1949年后，于在春曾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53年，他写了《论汉字的简化》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1955年3月，他应老友李俊民之请，调至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任编辑。1958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任选注研究著作组（第二编辑组）组长。当时他的属下除副组长金性尧外，还有受胡风案牵连的曾任上海市文协秘书处处长的梅林、作家施瑛和何满子等。第二编辑组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编辑出版的书主要有《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中华活叶文选》等。《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的《唐诗一百首》就是在他主持下编选的，他亲自撰写样稿以作示范。1959年出版后，行销数百万册。他还参与编撰《诗韵新编》，此书出版至今仍长销不衰。

    于在春性格倔强。“文革”中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唐诗一百首》大会”，责问于在春：“《唐诗一百首》是不是大毒草？” 于在春答：“我觉得不是。”于是，“啪”的一记耳光：“你再说一遍！” 于仍答：“不是。”随后，又是一记耳光。如此僵持许久，于在春最后迸出一句话：“《唐诗一百首》不是大毒草，它是我的亲生儿子。”（此余闻之同事聂世美君）金性尧称于在春为“于公”，说这称呼“也含‘迂公’的调侃意味”，因为于说过：“凡是我坚持的，最后必证明是正确的。”金性尧认为：“他有他固执与偏激的地方。” 金性尧回忆，他“有一次，为了树阴（古通‘荫’）的‘阴’字该不该改为‘荫’字问题，和另一位编审争得面红耳赤，声震四厢，两人都愤然拍着台子，使一座为之愕然”。

    于在春在中华上编还为《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撰有《聊斋故事选译》等。退休后，他还撰写出版了《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等多种著作。1993年4月，《于在春语文教学论著选》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关于语文教学的代表作，全面体现了于在春在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普及方面的探索和功绩。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上编的编审除以上四位外，尚有1965年调来的曾在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任审读的王知伊先生，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开明书店工作的老编辑，“五七干校”结束后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因在中华上编工作时间不长，不与以上四位相提并论。

    （本文作者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