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家园

    在当今这个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大大地丰富多彩了，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文化的生产，而更多地崇尚对这些物质文化产品进行享用和消费。也就是说，如何“审美地”享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品，以便从中获取极大的快感，成了始终困惑当代人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这种物质文化的消费只是低层次“温饱型的”，那么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人们对物质文化消费的需求就大大地提高了。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和艺术欣赏的多种选择：他们不需要去花费很多时间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欣赏到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愉悦；同样，不少从事精英文化产品——文学研究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沉溺于书斋中阅读经典作品的做法，代之以在网上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电影或电视。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审美地”而非粗俗地实现对这些文化产品的享用和消费，因为消费本身也是一种享受。但是艺术欣赏往往需要更为直观的观赏，因此在闲暇之时参观艺术博物馆，直接观赏各种艺术名作，也许是一种高级的审美享受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它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人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消费社会找到这样的精神家园？在这方面，去巴黎欣赏艺术应该是通向这一精神家园的一个理想的途径。

    人们一般认为，法国是一个观念的故乡，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摇篮。一战后，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纷纷在巴黎相聚，从事各种有着现代先锋意识的文学艺术实验，乔伊斯的作品最终就在这里得到了认可，而普鲁斯特本人就是一个法国人，甚至连海明威这些地道的来自美国的“迷惘的一代”青年也是在这里受到了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熏陶。尽管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最初兴起于美国，但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理论家无一不与法国有着不解的渊源：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等都是法国人，甚至远在美国的詹姆逊的公开头衔也是法文和比较文学讲席教授。可见法国与后现代主义有着多么深远的渊源关系！

    毫无疑问，巴黎作为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公认的世界艺术中心之一。这里有着珍藏各种世界古典名画的卢浮宫，它浓缩了欧洲古代文明的精华；还有洋溢着后现代精神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这座别具一格的后现代式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而馆藏的大量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作品则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美学精神；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奥赛博物馆，这里面珍藏的世界名画和雕塑作品直接展现了法国乃至欧洲古典艺术向近现代的过渡。如果说前两座博物馆分别代表了古典和现代-后现代艺术的话，那么奥赛所起到的正是沟通古典和现当代艺术的桥梁作用。当然还有更多的专门收藏艺术家个人作品的博物馆，如珍藏大量罗丹雕塑作品的罗丹艺术博物馆、展示莫奈的大幅名画的橘园等。来到巴黎参观上述三家大型艺术博物馆，不啻是一种艺术史的巡礼和审美的享受，它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人有一种远离尘嚣之感，同时也感受到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诚然，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消费社会，艺术也许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是人们在忙碌一天之后需要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艺术正是陶冶心灵使人感到慰藉的最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向往巴黎的一个直接原因。

    我和巴黎这座城市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的课题就是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其中涉及上面提到的多位后现代理论家的作品，但是我大多只能停留在书本上和这些大师交往。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赴巴黎访问演讲。实际上，演讲只是一个形式，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游览巴黎的风景，逛一逛巴黎的艺术博物馆，直接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我事前已经知道法国人不愿讲英语，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法文演讲稿，请了一位荷兰朋友帮助修改润色。虽然我从头到尾照本宣科，但回答问题时还是只能用英语。演讲完后，我就充分利用这一时机遍访了巴黎的大小博物馆，如同享用了一顿艺术大餐。在巴黎的短暂逗留期间，我还在卢森堡公园意外地结识了早在国内虽神交已久却一直未能谋面的符号学者李幼蒸，他当时正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访问研究，我们在他的住所彻夜交谈，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但是令我失望的是，原定打算在巴黎第四大学参加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演讲却因演讲者未到而失去了这一良机，后来我在1991年8月取道日本东京回国后就一直没有再去巴黎。但是我和生活并工作在巴黎的学者们的交往却一直没有中断，这无疑勾起了我再访这座城市的愿望。

    1999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访问讲学时，由于共同的友人米勒教授的引荐，我与德里达相识，之后又于2001年在北京和纽约两度再次相见。我原想邀请他来北京出席我主持的国际会议，但他因为患上癌症无法前来。另一位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也在我于2000年主持的一次国际会议的特邀主题发言人名单中，他起先比较积极，并且答应自筹国际旅费前来北京赴会，但直到会议开始的前一周，他突然发来传真说，“由于身体不适而无法长途飞行”。就这样，我始终未能和鲍德里亚谋面。不久，两位大师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溘然长逝，法国思想界不禁人去楼空。为此我分别写了悼念文章，以表达对这两位给我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以启迪的理论家的怀念。但我和巴黎的神交并没有因此而中断。

    今年下半年在德国访学期间，我决定抽出空来再度访问巴黎。这次来到巴黎，除了照例参观上述几大博物馆外，自然要去埃菲尔铁塔前留个影，并再睹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的风采，此外，还去了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重温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法兰西民族及其文明的辉煌。在匆匆几天的游览之余，我不禁发现，一向“高傲顽固”的法国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我清楚地记得，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到巴黎时，我们几乎很难在卢浮宫里见到什么中国人，和我同行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已经到了凡尔赛宫门口，却没有进去，就因为门票对他们来说太贵了。我只好匆匆进宫转了不到一小时就出来了。而此次，我却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游客，而且在凡尔赛宫内，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用于解说的语言中竟增加了汉语，可见聪明的法国人也发现了中国这一巨大的旅游市场。

    其次，法国人的友好和开放情怀也使我难忘。记得当年我为了去巴黎，事先背下了一些法语日常用语，但是一碰到那些讲话很快或带有当地口音的法国人我就难以应付了。而此次，虽然仍有一些顽固的法国人拒不使用英语，但每当我们问路或在餐馆吃饭时，热情友善的法国青年人便用英语和我们交流。这不禁使我感到，全球化的到来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感到在家一样。况且，艺术无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欣赏和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用世界通用语——英语进行交流。

    再者，尽管现在欧元区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但是由于德法两国的鼎力支撑，过于明显的衰落迹象并不容易见到，而且重视文化教育的法国人依然不减往日对艺术的钟爱。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物质享受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人们可以在国外竞相购买法国名牌商品，但在生产这些商品的巴黎，却见不到当地人盲目地追逐名牌时尚。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把相当的时间放在精神文化产品的欣赏和享用上，因为在这些博物馆里，人们可以接受艺术的熏陶，进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对我，一个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人文学者，难道不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