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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汉文学家江村北海（1713-1788），曾在所撰的《日本诗史》中说：日本汉诗之于中国诗学，是“承其气运者”。此语不仅指出日本汉诗与中国诗的“同种关系”，也道破了从王朝时代（6世纪末）到明治以后，长达1400多年的日本汉文学，始终是亦步亦趋于中国文学之后的这一史实。
无论东西方之间，抑或各民族之间，人们更多地是在自然科学上易于达成一致，而对于人类心理、情感的共通，总不免因了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的影响，而打些许折扣。不错，一国有一国之文学，一民族也有一民族之礼乐，但同为地球上的人类，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生理、心理的反应，是存在着很多共同点的。钱默存先生说得好：“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见《谈艺录序》）何况在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不仅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也有“他山之石”之效。一切想割断这种联系、人为封闭的论调，都是偏激和错误的，张隆溪先生说：“走出文化的封闭圈，是希望打破狭隘界定的各种分野，以尽可能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活和世界。”（见《走出封闭的文化圈》）这才是一个学人应有的胸襟。
有感于目前日本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日本文学史，只谈“国文学”（即“和文学”）而排除“汉文学”，或者把汉文学贬入“国风暗黑时代”，甚至个别日本学人还把它说成是受中国文化毒害的殖民地化的文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福康教授“振臂而起”，为还历史的真面目，历时数载，独力著成一部三大册、100多万字的《日本汉文学史》，为日本汉文学的研究力拓一境，从而也为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此书是以中国学者一人之力完成的，与寻常的“成于众手”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即此言之，已足傲视学林。不特此也，陈福康教授又精通日语，熟谙中国的古典文学，复又擅长考据，其《井中奇书考》、《郑振铎年谱》、《中国译学史》，皆精心结撰之作，其著此书，固属生平学术余兴，却也是当行独擅，并世无与比肩者。
为使立说周而不偏，陈福康教授披览了几乎所有的有关日本汉文学史的著作，从思想、艺术以及史料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具体考量。故此书的贡献，有足多焉，而其荦荦大者，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书中特别指出，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汉文学其实是日本的第一国文学、中央的文学，乃至最高的文学。在日本的历史上，汉文学曾作为官方文学、上层文学、主流文学，所谓的“硬文学”、“男人的文学”。在日本的汉文学史的一千多年里，数千部汉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曲、赋、文等各种文学形式，洋洋大观，构成了日本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一论断，高屋建瓴，足破日人贬低自己祖先创作汉文学的谬说（陈教授还以《万叶集》等作品为实例，对以西乡信纲等人为代表的违反史实的刻意贬低日本汉文学创作成绩的观点，予以了有力批驳），也足为汉文学研究者吐气。
第二，一般人认为日本古代汉诗的发展，相对于中国本土诗的发展，大约滞后二百年。陈教授则认为，到了江户（1603-1867）、明治时代（1868-1911），日本汉诗的创作并没有滞后那样久，有时某种诗体的引入及发展之快，甚至能超过中国本土。例如，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八居诗”，在中国诗史上罕有人知，而在江户前期木门派诗人新井白石（1657-1727）和室鸠巢（1658-1734）那里，“八居”诗却颇流行。
第三，除了文学史价值外，本书还从日本汉诗文中，发掘出不少的重要史料。如从安积澹泊（1656-1737）的文中，见出他曾珍藏明末大儒朱舜水的手迹；从伊藤东涯（1670-1736）的诗中，见出宋大诗人苏轼的《题陈迂叟园竹》五言十韵真迹和黄庭坚的跋文（按苏诗今不见于《全宋诗》，黄跋今不见于《全宋文》）。更值一提的是，在斋藤拙堂（1797-1865）的汉文与大槻磐溪（1801-1878）的汉诗中，我们还看到了日本从朝鲜掠夺文物的记述。
第四，作者认为在日本汉文学中，还存在许多可借鉴的东西。例如长谷梅外（1810-1885）的《雨中作》：“树翻新叶风声绿，潮卷平沙雨气咸。”岂不可以为钱钟书先生的《通感》一文，添一个域外佳例？
第五，这部大书里常供些有趣的小考证，来作为阅读的“佐料”。譬如日本最早的汉文游记，最早的祭孔文，最早、最漂亮的墓志铭，书中皆考之凿凿，言之娓娓。
最后，在论及具体作品时，作者又善从横、纵两面，进行多种比较。一些日本汉文学史上的抄袭或雷同现象，书中也并不护短。如《怀风藻》中的诗，就多有模拟中国六朝诗的。日本学者所著的汉文学史书中存在的若干史实性错误，也都给予一一纠正。一些和歌的汉译被误指为日本汉诗，书中也会涉笔订之。
比之目前最完备的、代表日本汉文学史专著最高水平的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陈著不仅篇幅上显胜，所论述也更加完备、周详。猪口的《日本汉文学史》述及作家240余人，陈著则达640余人，很多重要但被猪口遗漏的人物，如大智祖继、后藤松阴、阪口五峰、盐谷节山等汉文学家，陈书均作了论列。此外，日人的汉文学史中常常不提的词、曲，陈著《日本汉文学史》中，也以专门的篇幅给予了梳理。
一个学人的学问高下，不仅体现在论断上，也体现在史料的发掘中。有时候发掘史料的人，比作空论的人更具通博的识见。“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不言之言”，“不知之知”，较之哓哓多言，不是更近于智者吗？基于此，陈著《日本汉文学史》就决不录人云亦云的材料，而是自具手眼，选取“我认为精彩的作品”，其中不乏罕见的“孤本材料”，以及常被省略的长诗长文。此书犹如“宝山”，而笔者这里所述的，不过是其大概，目的自是要“引人入胜”。
《日本汉文学史》（上、中、下），陈福康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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