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则对联解读“述而不作”

    文化部、中国文联和湖南省政府主办的两年一届的首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近日在长沙落幕。这使我们不禁回忆起两场关于对联的讨论：一是中华读书报曾以一幅挽联为契机开展的“文言、词赋在今天的意义”讨论专栏（国学版2009年12月9日）；二是光明日报因河南征联的话题引导的关于《论语》“述而不作”的讨论（智慧版2011年9月30日）。

    光明日报张世英的《我们还要“述而不作”吗？》从河南省内乡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征上联谈起，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几千年来中华思想文化发展速度较慢，难道不是与这种片面的‘述而不作’的传统有关吗？”出处是《论语》第七篇《述而》第一句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个问题很有学理意义和讨论价值。通过查阅古人的对联故事来反观现实，发现能够深入解读“述”（知识）和“作”（智慧）的问题。

    1、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记载的陈曾寿的对联故事。在两浙词人祠祭奠时，民国词人朱孝臧把唐朝温庭筠《过陈琳墓》诗“词客有灵应识我”求对。陈曾寿对出下联，宋朝文与可《赠东坡出守杭州》诗“西湖虽好莫题诗”。工整对仗，妙然天成，后来这幅对联一直悬挂在正门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页）

    陈曾寿应当算作“知识”（述）型人才。其祖父陈沆是一位状元，家学渊源深厚，陈曾寿连捷得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擅长诗词书画，诗名位列“海内三陈”。

    2、王云五《旧学新探》记载的王云五的对联故事。民国学人王云五14岁时，上联“菊放最宜邀友赏”求对，王对“苏来奚后慰民思”，取于《孟子》“后来其苏”和“奚为后我”之意，“苏”字一语双关。王云五生前多次提到这次应征第一名的往事。（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王云五应当算作“智慧”（作）型人才。其“学校生活一共不满5年”，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发明四角号码，首创百科全书。

    这两则故事说明：“述”和“作”的表现形式很多时候是一致的，以上两人都对出了妙联。至于是“知识”好还是“智慧”好？衡量标准是没有可比性的，很难评定。所以“述”和“作”都重要，要“既述又作”！那么，应当怎样“既述又作”呢？我觉得古人的实例也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一是“述”要“门门通、门门精”。

    2011年是季羡林诞辰100周年，想起他在《我的学术总结》中说：“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

    这如胡适汉学“不让乾嘉”，又有常春藤盟校的7年训练，最后才在中国文化运动中把知识和智慧、传统和创新完美结合。所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说：“那些追随胡子（胡适）前进而力有‘不及’者，则往往变成一些新遗老，完全忘记了‘圣者时者也’的古训。另一种追随胡适而‘过之’的人则又流于浮薄。谈大问题，学问不够，谈小问题，体验不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二是“作”要“事实”和“决策”相结合。

    2011年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我们想到“钱学森之问”。其渊源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中国文联八大上说：“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我们拓宽视野，随即想到了“杰出人才”军事将领和法典制定者拿破仑，发现他把“事实”和“决策”恰当结合。穆沙拉夫的《在火线上》中说：“拿破仑说过，三分之二的决策是基于学习、分析、计算、事实和数据，而另外三分之一的决策则如同在黑暗中跳跃，取决于直觉，任何扩大这三分之一的人都太过冲动，而任何扩大那三分之二的人都不够果断，也成不了领导。”（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如今，我们国学的重要内容如新清史在美国、西域学在日本和丝绸学在德国生根发芽。这说明我们不但“作”没有做好，连“述”也很欠缺，令人不禁扼腕叹息。这更说明了我们“既述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