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鲁迅同译《苦闷的象征》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理论著作，l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当时，我国“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苦闷的象征》的问世，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一种艺术理论总结。1925年3月，鲁迅、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版后都一版再版，拥有众多的读者，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苦闷的象征》在当时中国所受到的欢迎程度。

    l924年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苦闷的象征》，9月22日便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还连载于l0月1日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上，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与此同时，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报》连载，后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并同时出版，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并不多见。尽管丰子恺后来成为一个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在漫画、文学、翻译和艺术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但由于《苦闷的象征》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译著，因而略显稚嫩，只有译文，没有译者的前言或后记。而鲁迅其时已卓然成家，他专门写了《〈苦闷的象征〉引言》，既简要介绍了原著者厨川白村，又对《苦闷的象征》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论述。

    那么，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究竟哪一本更好呢？丰子恺曾说过：“他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但一些读者包括鲁迅本人对此似乎有较为实事求是的评说。如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就在比较后认为，在翻译的某些方面，鲁迅不如丰子恺，但鲁迅的文章却无疑是大家手笔。并且指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译文诘屈聱牙，有些句子还长达百来字。为此，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互相对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寄来的长达3页的回信。鲁迅不仅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由此，也充分表现出鲁迅的谦逊和坦诚。

    据说，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还特别安排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让丰子恺的译本先在书店出售。因为自己是已成名的作家，丰子恺当时刚走上文坛，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如果自己的译本先上市，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后来，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爱护与关怀，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以感谢鲁迅对他在起步阶段的扶持。

    丰子恺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内山书店后的会客室里，内山完造向鲁迅介绍了丰子恺，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他们经常到内山书店买书、见面，有时还用日语畅谈文艺，十分投机。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去景云里拜访鲁迅，当谈到《苦闷的象征》一书的中译本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丰子恺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敬仰之意溢于言表。可鲁迅却对丰子恺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认为，一本外国书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的这一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他俩之间的距离因此缩短了许多。这件事后来传为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