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物语》的掌故轶闻意义

    我心仪仰慕戴明贤先生始于1980年代末，其时先生在省报上开了个散文专栏，每周一篇，那有景有人有情的文字特别令人着魔入迷。每到周末便不胜翘企。感到他的文字异于彼时当红的散文家，像是直承三四十年代的散文家遗绪，又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子。两个字：“喜欢。”不管斯时自己心境如何浮躁，只要一读即通体清爽、经络舒展，犹三伏天饮甘冽泉水。老作家蹇先艾生前曾对我说：“戴明贤是贵州散文写得最好的一人，有书卷气。”从此我属意先生的文字，不论长短皆作剪报，至今已积攒两百来篇。不时取出来翻翻，获益匪浅。师承历来有两种方式，在戴门不佞只算是私淑敬仰服膺一类。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先生《一个人的安顺》，对这本书钱理群教授用了“震撼”两个字，这也正是不佞的感受。果然便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入围。今天我手上这册《物之物语》则是他新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又一佳构。书中的文字大部分曾连载于某报副刊，而栏目“物之物语”与作者名字都系先生手写体，其书法神采飘逸，承帖学一脉。另，书中部分篇章作者过去曾以成型文字发表过，这次入集前又经提炼、打磨，萃百炼之钢，升华成全新的篇什。从中颇能见出古人所言“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的行文经验。

    按作者讲，《物之物语》是“借物写人”。每件器物，“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发言人”。全书20多万字，涉及两百位亲人师友，全是鲜活而传神的细节，人物跃然纸上。“历史不是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才开始的”。此书的史料价值极高，足补正史之缺页。如1949年11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晴（擒）隆（龙）事件”，过去人们都认为国民党真是腐败透顶，已经全线溃逃了，还争夺什么？作者亲闻当事人张法乾中将所言，终于为世人揭开这段公案的真相：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彼时想取代省主席谷正伦的职务，以增加自己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本钱，所以他公然不听从谷的调遣。谷向老蒋请示并得密电，即授意张参谋长打电话给刘，谓自己年老体衰，无能任职，要把职务正式交卸给刘。这正是刘想得到的，因此欣然赴会，就在会场外被狙击身亡。这里再说句题外话，大陆影视剧中的谷正伦，形象多举止猥琐。而“谷家一门三中委”当年曾同往戴府，谷正伦给少年作者的印象却是“不怒而威”。再看书中所印的相片，谷确实有一股凛然之气，完全颠覆了剧中的印象。

    书中又讲到抗战时期，贵州省艺术馆馆长陈恒安促成的一件空前绝后的盛举——说动省主席吴鼎昌出面与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磋商，“从内迁秘藏于安顺华严洞内的历代书画中，精选出近二百件顶级剧迹，在贵阳办了个展览会。贵阳人居然不须跋山涉水晋京华，就能亲眼见到成批的国宝，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筹展时的相关原始资料，“陈先生都珍藏着，曾十分郑重地取出来让我看过”。比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组织“重走当年文物南迁路”，在贵阳座谈时，该院“处长看了当年展出的目录复印件，第一句话：全是顶级文物，现在台北；第二句话：这样的一次集中展出，是绝无仅有的，本院职工都没有这种机会” 。

    书中又记述了许多前辈的遭遇，令人唏嘘扼腕。作者父亲子儒公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企业家。“他可算内地商人从传统型向现代转化期的一个典型”。1940年在安顺与帅灿章老先生组建泰丰字号。公司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尔后又独自组建成熟的股份制“新业公司”。武汉大学某专家见到保存完整的公司档案，大为惊喜，认为是西南地区所仅见，立即列为专题。1952年老先生奉调省城参与经济恢复工作，周总理曾签署任命他为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显然新政权是很看重他的才干。不过，几年后老先生蒙冤划为右派，之后的“具体工作是管理职工互助储金会”。此前是创业者，忙得想长绳系日；此后是赋闲者，不知怎样遣有涯之生。作者感叹：“（父亲）这一辈人，只要熬过‘文革’才走的，我都认为有晚福，因为看到了反常识时代的结束……他辞世于1974年初，正是大雾弥天，举世惶惶然不知‘中国之命运’安在的年月。”读到这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在《张宗和书〈鲁迅诗抄〉》一文中，作者说：“去看宗和先生（沈从文内弟），他又犯神经衰弱了。而且相当重，经常心绪不宁，睡不好觉。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动综合症，我辈尚且易患，何论老一代‘惊弓之鸟’。”“当时他虽照样上班，却是身份不明者，天天等候‘组织结论’下来，好知道自己是敌人呢，朋友呢，还是人民。这好像头上悬着块石头，不知几时落下来，也不知会是多大一块，日夜不能安宁。”读到这里不由想到先祖父炳正公，他在“文革”中所患之疾，与张老一样，甚至更加沉重。我想，这当是不断“触及灵魂”所留下的辉煌业绩。

    《物之物语》合起来是一幅社会世俗百态的工笔长卷，拆开来每一节是一篇绝妙的散文随笔。它是我迩年所读到最好的一部散文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