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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总是觉得，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基本成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李泽厚就是那个时代思想界最核心的角色。但是，盘点李泽厚却并不能只限于80年代，既要追溯到60年代之初，又要延伸到90年代之后。
往前上溯，根据新近发现的《李泽厚60年代残稿》，他的思想还要向前追溯将近20年，如果以《批判哲学的批判》“六经注我”式的哲学表述作为成熟标志的话。在这个60年代初期完成的手稿当中，李泽厚说“实践论是人类学的唯物主义”，这就开启了他后来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李泽厚在手稿中大量使用“实践理性”这个词，这也是他后来提出“实用理性”的先河；李泽厚第一次提出了“积淀”的新概念，但是在括弧里标明了“积淀”乃积累沉淀的聚合词，这些充分证明了李泽厚思想的“早熟”。
再往后下推，90年代之后李泽厚的思想仍在积极拓展，尽管他本人自谦说，自己不过是在划着不断扩展的“同心圆”而已，然而，哲学的深度却随着思想的宽度而逐步的深入。李泽厚在60年代所形成的“实践论”的思想核心基础上，延续了80年代的“启蒙救亡”、“主体哲学”、“西体中用”、“创造转化”与“儒学四期”的诸多说法，但是，思想境界却在此后逐步走向了本体论的层面，从而形成了“工具本体”、“心理本体”、“度本体”、“情本体”的多重本体论。由此可见，90年代之后的李泽厚更像是理论上的“轻骑兵”，划过了中国思想界的天空，但是，也遗留下来许多尚待解决的难题，比如为何在同一思想体系当中涵盖了那么多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的哲学思想似乎又是“晚成”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李泽厚本人辑要出版了他的《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部哲学的“集大成之作”，被他本人认为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同重量级的最重要的两部专著。这部《哲学纲要》由“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与“存在论纲要”组成，从“哲学呈现”来说，本书结构为历来李氏的专著中最佳，明显高于《历史本体论》的纵线结构。李泽厚的“三纲”分别对应着善、真、美的古典哲学构架，但其内在的真正逻辑结构仍是“美——善——真——美”，从而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内在的圜圆结构。更有趣的是，李泽厚最新提出，把自己的哲学定位为“中国传统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从而将90年代凸显出来的“情本体”与80年代成熟表露的“人类学”最终合一，体现出李泽厚将自己思想深植于本土传统新的努力，这也更像是对晚期康德人类学思想与中国古典思想的某种嫁接。希望这个最新的表述，能成为对李泽厚哲学思想的最终“定论”的表述。
就在同一年，青年学者钱善刚的《本体之思与人的存在——李泽厚哲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如果说，刘再复老师的《李泽厚美学概论》（三联书店2009年版）言简而意赅但却非常“传神”并达意的话，那么，这本力图全面梳理李泽厚哲学的专著则走的是“写实”厚重的风格之路。《本体之思与人的存在》抓住了李泽厚哲学内部的最重要的五个方面来对他进行思想深描，这几个抓手分别是主体性、工具本体、心理本体、度本体、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更关键的是，该书还试图回应了对李泽厚哲学内在矛盾与悖谬的某些质疑。
“本体差序论”无疑是该书提出的最闪亮的论点，作者借鉴了费孝通释人伦的“差序格局”的理念，提出了李泽厚哲学思想当中“多本体论”的逻辑结构问题。按照这种理解，李泽厚并没有在西学的ontology意义上使用本体的意义，他所用的本体更多取其“根本”之义，因而，他的众多本体就形成了相互区分又彼此勾连的错综关联，构成了既有空间层次差别又有时间先后次序的复杂结构。从整体来看，“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基本上形成了李泽厚本体思想的两个序列：属于前者的有实践本体、工具本体与度本体，属于后者的则有心理本体与情本体，前者是第一本体序列，而后者则是第二本体序列。这种区分可以说是目前最有力地对李泽厚“多本体论”之合理性的辩护，凸显了第一本体序列针对第二本体序列的本源关系。但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度本体”是否可以归于第一类尚可商榷，“度”更多指向了“本体性”，而且，度似乎并不能作为本体而存在。从实践的一元本体再到“工具—心理”双本体，“度”可以说都是作为它们的广义方法论而存在的。
《本体之思与人的存在》的最具特色之处，就在于关注到了李泽厚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打通”之处，李泽厚就是这样一位试图“化传统”同时又为“传统化”的当代中国思想家。其中，李泽厚最被广为接受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观念，既被作者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学说的“自觉继承”，也被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综合与发展”。其中，“人的自然化”成为了李泽厚更具创造力的思想，李泽厚不仅要自觉地认同于外在的自然，从而强调了人类实践的儒家根源，而且，更要回复到人的内在的自然状态，这就直接通向了庄禅的境界。作者似乎更加明确认定，李泽厚的思想本身也具有“儒道互补”的特质，甚至就是“外儒内道”与“儒显道隐”的，而这儒道兼修对李泽厚所谓“生存—生命—生活”而言就犹如阴阳互动的两端，从而合成为人的存在的整体图景。
“情本体”是李泽厚晚期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他所认为的“应中国哲学登场了”里面的中国化哲学。在此，就像对待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的经典思想分期一样，我们不妨将李泽厚的哲学也分为早期与晚期两种：早期李泽厚关注实践、人化与主体，晚期李泽厚关注立命、心理与情本。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李泽厚整个哲学思想历程，就是从“人化实践”的启蒙哲学走向了“人性情本”的立命哲学，这又构成了另一种“启蒙与立命”的双重变奏。
近来，李泽厚又大力呼吁“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实际上，他现今最心仪的就是这种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本体积淀”的情本体论。《本体之思与人的存在》对此也多有论述，该书将情本的思想具体解析为“情史观”、“情态观”与“情境观”，它们分别面对的问题是：其一，如何继承“情生于性”的儒家情感哲学传统，其二，如何区分“仁爱”与“圣爱”、“重生安死”与“向死而生”的中西情感观差异，其三，如何解决“情归何处”的人生安顿的终极问题。实际上，李泽厚所论的“情”既是生物性的又是超生物的，他最终把人性情感本身当作“最后的实在”和“人道的本性”。作为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这种情本体论更接近于京都学派首席哲人西田几多郎的思想，这是由于，他们的思想都是从生活的“经验”当中生发出发的，又都强调了主客之间的原始合一，他们其实分别代表了东方思想的两个类型：西田是“静的直观”，李泽厚则是“动的实践”。
2011年夏，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这也说明，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到了需要系统化加以整理的时候了。从更高层面来看，李泽厚哲学基本上就是两个维度——“人性”与“人化”，内在的是“人性”，外在的是“人化”，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充分加以展开。如果一定说李泽厚也是位“后新儒家”的话，那么，他的人性观根源于“仁”论，而人化论则来源于“礼”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其实真的尚未完结。正如李泽厚本人写过的一篇英文文章的标题Human Nature and Human Future所示，人的本性问题的根本解决直接关乎到人类的未来命运。
还记得在那次由杜维明先生发起的80年代思想研讨会上，笔者在发言前曾说过这样一段开场白：2007年秋，就在这个临湖轩为杜维明老师举办“儒学第三期三十年”的会，当时李泽厚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陪他过去一趟，目的就是为了以自己的“儒学四期”的主张来明确反击“三期说”；而四年后的今天，杜先生居然又在同一个地方以李泽厚哲学为中心开这个会，杜老师作为儒家的那种“儒雅”，与李泽厚所自认的庄禅之“狷而不狂”，竟然性格是如此不同！相同的是，那次儒家会议，杜老师因有家事飞回美国，本应该“在场”而却不在，而李泽厚今天本应该来“听会”，但他却也不在场。
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这种迥异常人的大胆无忌性格，打开了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当我们穿越了李泽厚的哲学思想之后，我们不禁还要追问，在80年代的思想界原创力枯竭之后，中国思想界还能为我们留下什么呢？
更有趣的是，当笔者将这篇文章的初稿传给泽厚师过目之后，他又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辩解说：“我未说过度本体，只说过度的本体性”，而且，“哲学也无所谓‘终结’”，并希望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的确，哲学尚未终结。但在《哲学纲要》里面，李泽厚却试图要为我们提供一条普世性的——所谓“后哲学”之路。他总是强调，要为人类而思，他的思想是towards a global view，由此进一步的推论似乎在于：中国思想最终可以成为“普世化”的。然而，究竟何谓“后哲学”？莫非“后哲学”就是meta-philosophy（元哲学）？还是不可能现身的meta-metaphysics（后形而上学）？还是后现代意义上作为过渡性的post（哲学之后）？如果真是过渡的话，那么，哲学之后该过渡到何处？这似乎又关乎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关系到李泽厚思想的“合理性”，这些林林总总的难题，总是令人百思而难得其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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