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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之后，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已经铺开，政策性的争论暂时趋向一致，农村改革的政策研究转向家庭承包之后的第二步改革，当时大致的方向有两个：一，放开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改革农村流通体制；二，家庭承包之后的小农生产如何进一步发展，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全国土地改革之后讨论的老问题，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农业应该是什么关系？因为当时囿于开放度不够，还没有更多国际经验可以借鉴，颇使人感到困惑。当时很多人的心态是，受到家庭承包制成功的鼓舞，期待像“家庭承包制”一样，寻找到第二个突破口，迅速地扩大改革成果，使得农业发展迈上第二个台阶。杜老关注点也是在这两个方向，总结经验，制定后续的农村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家庭承包制”的成效。
1985年初秋一天，王岐山（当时他是成果处的处长）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一篇题目为《百万鸡鸭下江南》的报道，写得是江苏南通地区的农民，以自行车接力驮运的方式，把当地农村生产的活鸡鸭长途贩运到南京出售的事情。岐山说，老杜（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杜润生主任）看了这篇报告很重视，要派人去调查，你先写个调查提纲给老杜，他批完后你就出发。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杜老指派的调查任务。我来农研室后做的都是有关“家庭承包制”方面的调查研究，所学的专业又是“生产经济学”，做学位论文时在凤阳蹲点做的也是有关“大包干”的调查， 对农产品流通的情况不很了解，心中不免忐忑，因此尽我所能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主要归结为两点：（1）南通地区家禽商品交换和家庭饲养业发展的关系；（2）南通农村饲养业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关系。当时我的主要想法是：生产是基础，商品交换对生产有反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家禽贸易如何促进家庭饲养业生产；而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家庭饲养业发展是促进粮食生产还是会影响粮食生产，这些想法现在看来不免狭隘，但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确实是很普遍的。第二天岐山对我说，你的提纲老杜看了，他要你过去谈一下。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在老杜办公小院的隔壁，我转身就到了杜老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杜老接受他的指示，因为过去杜老经常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走访说活，所以我并不感到紧张。
简单交谈了几句后杜老就说，你的提纲我看了，费了些心思，你把眼光都放到生产上去了，我想知道的是这样两件事：第一，现在大部分农产品市场已经放开了，经过这么长的路程，依靠人力运输，把活鸡鸭运到南京去卖，农民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第二，他们组织起来搞运输和销售，得到了政府什么支持，还需要什么支持？你下去不要只听干部汇报，一定要访问农民，对不同行业的农民都要去访问。你自己先准备两三个最想了解的问题，同一个问题要多问几个农民，我要知道农民的想法。接着他问：“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问我。”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不太明白他说“组织”的含义，就问：“组织”的含义我不很明白，是否指干部来组织农民做某件事情，就像组织修水利一样？杜老说：“你问对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也说不清它的含义，报道上说农民组织起来搞鸡鸭运销，因为涉及的人很多，谁是头？用什么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应该叫什么？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
岐山请了陈开国等几人来讨论“组织”的含义，以及该调查些什么？当时能找到的参考资料大多是政治经济学类的，有参考价值的并不多，经过讨论，决定暂先把“组织”的含义放到一边。当时大家觉得调查的内容是：第一，报道上写的是顺利的状况，在南京出售鸡鸭，卖不出去时怎么办,市场价格跌了怎么办?死了的损失怎么算？因此引入了“风险”的概念，把调查的主题设定在“风险”状态下农民的销售是如何进行的。主题一经确定，思路就明朗了；第二，应该从南京市场开始调查，先访问做销售的农民，再调查做运输和收购的农民，他们是单干还是有组织的？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第三，政府和干部如何看待这件事，他们做了什么？ 调查提纲确定后，岐山又送给了杜老，他肯定了这个提纲，并说：确定在“风险”状态下调查农民的销售活动有新意，我们听到后很受鼓舞。
我和谢易亚去了南京、扬州和海安（南通所辖的养殖大县），调查的结果大致如下：（1）在南京做鸡鸭批发销售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市民，他们从运输农民手里接货批发给零售商，做零售的大多数是农民，这些农民来自江苏各地；（2）做接力运输的农民自己组织起一个组合，分段骑车运送，并传递两头的信息（当年通讯很落后），他们向批发商收取运费后分配，不参与经营；（3）在海安做收购的有个体和合伙两种，由他们雇人入户收购；（4）在南京的批发商和海安的收购商是合伙人，大多数是亲属关系或者同乡同村的熟人，做生意的本钱是他们自己筹集的，所以利益和风险由他们分担，三个月或者半年结一次账，再商议今后的去向：继续合伙还是散伙，重组还是洗手；（5）当地政府几乎不管运输和销售，但海安县政府对养殖生产抓得很紧。这个运销过程在今天看来极为普通，在27年前可是一件新鲜事物。调查报告送给杜老后，他还要听汇报，他问：“船运有很多好处，农民为什么不用？”此事我们正好调查了，因为运送活鸡鸭必须用机船，机船买不到也买不起，租到机船也买不到配给的柴油，这正好反映了当时计划体制下开放农产品市场的现状，但杜老提的某些问题我们也没有回答上。
过了一段时间杜老说，最近我们对开放农产品市场进行了几次调查，看来明确了两件事情：第一，在开放农产品市场后，农民有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以前我们对这些组织了解不够，也不能给他们一个规范，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是以彼此商谈和利益交换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农民的市场组织；第二，开放农产品市场后，参与进来的农民和农民组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不能像“大包干”那样，一个政策突破就造成“一泻千里”的局面了。此事已经过去27年了，杜老今年已经百岁，回忆起来，当年农村改革的大好局面，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脚踏实地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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