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创世纪”

    天主教曾在唐代、元代传入中国，明末再次卷土重来，吸引官绅如徐光启等入教，影响遍及华北各地。以山西为例，1620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到绛州传教，天主教由此传入山西。到了1900年，天主教势力已经遍及山西各州县，教徒多达五万七千人。天主教和其他西方教派在河北、山西声势浩大，相应也引起激烈反弹。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正是山西巡抚毓贤（1842—1901）。随之发生的“山西教案”，有将近两百位传教士、六千多信徒被杀，毀坏教堂、医院、民宅不计其数，情況之惨烈震惊中外。

    李锐最新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故事始于义和团事件的前一年。河北天母河地区天石镇圣方济各教会年轻的执事乔万尼·马丁——中文名叫张马丁——被娘娘庙迎神会会首张天赐打死，引起政教纠纷。在莱高维诺主教强烈抗议下，知县孙孚宸迅速将张天赐缉捕到案，斩首示众。行刑前夕，张妻张王氏为了替丈夫传宗接代，潜入死牢，企图受孕。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张马丁并没有死；他在入殓前又活了过来。

    李锐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受尊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量少而质精，总以无比严谨的姿态逼视中国现代经验种种荒凉和荒谬的层面；同时他又不断反省作为一种铭刻中国现代经验的工具“小说”多变的历史和伦理定位。李锐的笔下天地不仁，人之为人的向往和抗争显得何其卑微虚妄。然而作为作家，李锐又以自己苦涩的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见证了向往之必要、抗争之必要。

    早期李锐以他曾经插队的吕梁山区作为背景，写尽农民的蒙昧和苦难，以及他们与外在世界遭遇后所发生的悲喜剧，像《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等。他也曾经以家族经历为素材，反思国共斗争下伦理、社会关系的大溃散，像《旧址》。李锐又有《银城故事》述说辛亥革命前夕波谲云诡的政治角力，阴错阳差的后果。合而观之，我们已经隐约看出李锐有意借小说铺陈他自己的现代史观。从文化大革命到共产革命，再到辛亥革命，他一步步“退向”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他检视宏大叙事中的因缘起灭，勾勒英雄年代中的苍莽悲凉；或用鲁迅的话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墓碣文》）

    写《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李锐更将焦点指向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近代中国面向世界最狂乱、也最屈辱的一刻。对李锐而言，由此而生的巨大创伤正是中国现代经验的起源；不直面这一创伤，我们就无从思考百年来从救亡到启蒙的意义。

    但如何叙述这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历来已经有太多约定俗成的说法。李锐选择以华北各地教案为主轴，展开他的探索。《张马丁的第八天》的故事基本分为两线进行。圣方济各会的莱高维诺主教在天母河地方传教尽心竭力；他将从意大利带回来年轻的乔万尼，视为衣钵传人；他也同时带回自己的棺材，准备埋骨异乡。与此同时，祭祀女娲的娘娘庙香火依然鼎盛，古老的助孕求子仪式深入民心。这成为莱高维诺主教的最大心病。双方的嫌隙因为官府的媚外政策日益加深，终因张马丁被打死而爆发出来。

    乍看之下，这样的情节依循了我们熟悉的二分法：欧洲宗教与地方文化、启悟与迷信此消彼长，而背后则是西方帝国势力、中国民间文化和清朝政府间的复杂互动。但李锐的用心当然有过于此。他的问题包括了：西洋教会能在中国内地掀起狂热，与其说是帝国势力的蔓延，是否也点出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情感结构”发生空前断裂，以致让新的信仰乘虚而入？太平天国之乱已经可见端倪。而所谓信仰是亲爱精诚的奉献，还是身不由己的耽溺？信仰带来的是虔诚与救赎，或竟是傲慢与偏见？

    这些问题构成小说的底线。李锐更要观察的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不论是领享圣宠的传教士还是质朴固陋的匹夫村妇——如何在这场中西文化、信仰体系的碰撞下，重新定义自身的位置。他从而发现在神恩与背弃、文明与原始间的距离何其模糊；超越与堕落可能仅止一线之隔。如果现代性的症候之一在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祛魅”与否，那么李锐笔下个人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

    李锐将他的重心放在两个角色上。乔万尼·马丁来到中国，取了个不中不洋的名字张马丁，已经暗示了他身份游移的开始。张马丁受到莱高维诺主教感召，誓以生命侍奉神恩；他被张天赐意外打“死”，算得上舍生取义。另一方面张天赐杀人偿命，似乎也罪有应得。然而死后第三天，张马丁却又幽幽地活了过来。张马丁如何“复活”？这里卖个关子。要紧的是，原本可以大书特书的神迹似乎来得不是时候。“时间”和“时机”进入了神的世界，让历史的意义变得空前紧张。莱高维诺主教决定将错就错，遂行借刀杀人之计。当神的意旨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机关计算混为一谈，张马丁何去何从？

    与张马丁相对应的是张天赐的妻子张王氏。面对丈夫行将就戮的事实，这个女人唯一能做的是为张家诞下男丁，于是有了狱中秘密交合的一幕。或有读者会认为如此安排过于离奇，但这还是李锐的伏笔。张王氏也许粗俗无文，但她的举动自有一套宗法信念和知识体系支撑。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地方妇女之间早已流传一本秘笈《十八春》，传授必要的性技巧；而娘娘庙之所以千百年屹立不倒，也和这最古老的生殖崇拜息息相关。然而张天赐死前毕竟没能够留下种，张王氏一无所有，她又何去何从？

    李锐的故事这才真正开始。复活了的张马丁和莱高维诺主教相持不下，终于退出——或被逐出——教会；失去丈夫和子嗣希望的张王氏由悲伤转为痴狂，开始四下游荡。他们各自被拋掷到生命的最孤绝的情境，退此一步，再无死所。李锐要着墨的是，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机构的庇护以后，这两个人并没有失去信仰。然而信仰一定带来救赎么？或，救赎的代价和意义是什么？

    我们于是来到小说的高潮。风雪夜里，一个被逐出教会、濒临死亡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一个求子成疯的中国寡妇在娘娘庙口相遇了。这一夜，在异教的殿堂里，已经奄奄一息的张马丁堕入了肉身的渊薮。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不可说，不可说。可以说的是，由此李锐写出了当代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腐烂腥臭的血水中，一出出蚀骨销魂的秘戏兀自上演了。作为读者，我们不能确定张马丁是舍身成道，还是任人摆布，让自己万劫不复；我们也不能确定张王氏是超越了悲伤的极限，还是走火入魔。

    张马丁终于死了。就在我们以为故事到此为止的时候，更不堪的发展接踵而来，包括了屠杀和毀灭，也包括了一连串金发碧眼的婴儿的出生。不该复活的复活了，不该投胎的投胎了，李锐几乎是以最冷酷的方式将他人物的命运推向极致。他眼睁睁“看着”1900那年，在中国，在北方，一群华洋善男和信女如何奉天主、奉娘娘之名，陷落在死去又活来的宗教轮回——和生殖循环——的诡圈里。没有天启的契机，没有转圜的余地，李锐的人物孤单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就像张王氏最后漂流河上，不知所终。诸神退位，天地玄黄，新世纪带来大恐惧，也带来大悲怆。就这样，李锐以他自己的方式，写下了中国“现代”如何诞生的故事。

    《张马丁的第八天》思考宗教和现代性的两难之余，也写出一则政治寓言。李锐笔下的天主教来到中国普度众生，却也是个阶级森严的统治机器。莱高维诺主教牺牲一切布施福音，甚至以性命相许，牺牲不可谓不大。但面对传教种种阻力，他显现另一种野心。为了事奉他唯一的神，他不能容许异教杂音；为了成全无上的大我，他否定任何小我。张马丁的“复活”成为大考验；莱高维诺主教决定顺势操作，因为着眼更崇高的慈悲。相对于此，张马丁为了最根本的诚信，决定摊开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就此李锐敷衍了另一则寓言，一则有关创作，尤其是“小说——虚构——创作”究竟为何物的寓言。“张马丁们”如何在被放逐以后，坚毅百忍，持续自己的信念？或是在玉石俱焚的义和团事件以后，幸存者如张王氏要如何活下去？李锐关心的已经不止是信仰不信仰的问题，而是幸存者面对信仰乃至生存意义丧失时，能否做出见证的问题。这正是李锐认为小说创作得以介入的关键。他让他的人物遭受痛苦，让他们经历种种巧合，却不施与简单的救赎承诺，或道德教训，或“国族寓言”。他仿佛要说当张马丁失去与宗教权威对话的权利，或张王氏陷在歇斯底里的幻想时，他们各自体现了见证的吊诡：苦难未必让他们直面真相或真理，只演绎真相和真理的难以捉摸。宗教愿景和意识形态不能企及之处，由小说补足。以所谓的现实主义法则来要求李锐的作品是买椟还珠之。因为他恰恰要写出小说以虚构方式打入生命的死角，信仰的黑洞；他凸显种种偶然和必然的际遇，纵横交错，无止无尽。

    回到张马丁的墓志铭：“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当世界被安顿在主流的——神的，权威的，主义的——话语里，小说家在主流之外，以他自己的声音喃喃自语，并且激发出不请自来的喧哗。小说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未必比已存在的世界更好，却指向另辟蹊径的可能。再用鲁迅的话来说，它让我们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如果《张马丁的第八天》有寓言意向，这大约是李锐最后用心所在了。谈“国族”，太沉重，李锐追求的是任何人自己成全自己的可能性。小说家就像殉道者，为（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小说家也像造物者，无中生有，起死回生。借着《张马丁的第八天》，李锐写下“一个”人——也是一个“人”——的创世纪。

    （此文系作者为该书所作序言，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