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屋庄吉：孙中山的异国知音

    茫茫人世间，有一种人可遇不可求，那便是知音。

    它始于两个人“恍然隔世的相逢” ，“未识心先许，开襟语便诚”便是对这种情感的高度概括。它是爱与欣赏，专注与容忍，是一种高度的灵性的契合，同时还包含至死不渝的情感。孙中山和梅屋庄吉（1868-1934）便是这样的异国知音。

    梅屋庄吉，日本长崎人，早年经营对外贸易，后改操电影业。15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上海看到多数百姓一贫如洗，“中国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街角林立，中国民众饱受欧美列强的欺辱。而在他的家乡长崎，称中国人为“那边的人”，这个称呼含有对中国人的尊敬和亲近之情，然而眼前的这种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生就一副侠肝义胆的梅屋庄吉对欧美列强心生愤怒。

    看到了中国人的苦难与悲哀，梅屋庄吉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是日本人的朋友加兄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回想起来，这一时期铭心刻骨的感受成为梅屋庄吉日后同情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个年轻人从此开始思考亚洲的未来。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在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时，二人相遇相知。

    他们第一次在梅屋庄吉于香港经营的照相馆见面,便倾心畅谈,引为知己，一致希望能实现中日间的友好、亚洲的富强和人类的平等。为此，二人交换了盟约“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自从与孙中山成为莫逆之交起，他的一生都在为筹集资金支援辛亥革命而奔走四方。

    身为富豪的梅屋庄吉是个浪漫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深知革命只靠信念和理想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调动充分的人力。而为了调动人力，资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梅屋庄吉在当时最尖端的产业——电影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始终依靠这个产业支撑着他的庞大出资：筹备革命武器和弹药，发行机关刊物，派遣医疗救援队，创建革命军飞行大队，专心培养中国飞行员。此外，还对那些为推动辛亥革命运动而奔赴中国的大陆浪人提供资金援助以及军票的制作。关于这诸多项目的支出，其资金总额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日本经济学家统计，梅屋庄吉支援给辛亥革命的资金高达2万亿日元。

    孙中山一生有约1/3的时间在日本度过，是梅屋庄吉从精神和物质上全力保护和照料他，并帮助他收获了一份伟大的爱情。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饱受众人非议，二人内心倍感孤独的时刻，是他和夫人德勇敢地站出来，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也正是在那场旷世的婚礼上，梅屋夫妇和孙中山夫妻分别结为义兄弟、义姐妹。尤为令人唏嘘的是，孙中山生前，他嘘寒问暖，手足情深，孙中山去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感情依旧未变。

    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后，孙中山的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来了讣告：

    父亲孙中山十二日早上9点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

    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记得接到噩耗后的父亲一边叹息一边说道：“在孙中山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

    梅屋庄吉给孙科和宋庆龄发去了唁电：

    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大恩人，也是世界伟人。现在他离我们远去，不仅是贵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悲痛哀悼，感慨无量。只有仰天长叹，呜呼。谨表哀悼之意。从遥远的地方献上一份心意。

    为了送朋友最后一程，梅屋庄吉拖着病体前来中国参加葬礼。葬礼前，他独自去西山碧云寺看望孙中山的遗体，在当天的日记里，梅屋庄吉用坚定的语气记下了如下誓言：

    孙中山虽死，但其精神不死。在发给我的电报上，孙中山说过的“整个亚细亚民族复兴主义”将作为遗训永垂不朽。我要待在中国作为导师贯彻此遗训，并为之终此一生。我已做好精神准备。

    梅屋庄吉是唯一一位与宋庆龄、孙科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回南京的日本人。从北京到达南京，作为40个抬棺人之一，梅屋庄吉和其他人一起扶着伟人的灵柩登上了中山陵的台阶，亲手安葬了孙中山。这些场景都被收录进当时拍摄的胶片，画面上出现的是用一块大手帕捂着脸失声痛哭的梅屋庄吉和妻子德。

    失去知音后的梅屋庄吉一蹶不振，郁郁寡欢。但是，他觉得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不能随着伟人的逝去而被遗忘，于是决定制作七尊孙中山的铜像，赠送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尽管此时的梅屋庄吉已经家道中落，但为了筹措制造铜像的费用，他甚至动用了妻子悄悄留给女儿的大笔私房钱。对此，千世子这样回忆道：

    一天我被郑重其事地叫到了父亲的书房，而且父亲问我能否把我名下的钱借给他。因为父亲常发慈悲之心，动辄把钱施舍于人，所以这笔钱是母亲为了我将来在经济上有所保障，特意存在我名义之下的，有股票、银行存折等，当时的金额高达300万日元。

    父亲这样对我说：“如果这时作为敬仰孙中山之伟大人格的日本人制作几尊铜像的话，中国人就会把他作为神一般来牢记，就会了解三民主义和他的伟大。我如今退休赋闲，现在没有一次同时制作七个铜像的钱，所以想得到女儿你的帮助。”

    在携全家出席铜像交接仪式的会上，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了梅屋庄吉国宾的待遇。因为孙中山曾经吩咐过，“待革命成功之时，一定要邀请梅屋庄吉和他的家人作为国宾前来中国”。梅屋庄吉一行坐火车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抵达后立即被接到蒋介石的私邸。据说，当时已成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站在大门口迎接梅屋庄吉一行，亲切称梅屋庄吉为“爸爸”，称德为“妈妈”，表示出热诚的欢迎之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屋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仅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骂为“卖国贼”，还于病中遭到过逮捕。但是，晚年的梅屋庄吉为了不让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依然拖着罹患癌症的病体，四处奔走呼号，最终晕倒在火车站上，数日后撒手人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屋庄吉对自己为中国革命的付出并没有居功自傲，甚至还留下了遗言，嘱咐子孙保守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参与中国革命。因此，与此相关的一切概不对外泄露。”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人的友情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女士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鼓励下打破沉默，写下这本《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我们才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日本人，不仅是孙中山夫妇一生念念不忘的人，还是一个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的义士！

    孙中山的一生与日本及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目前国内详细反映孙中山与日本人交往的作品却极为罕见。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依据独家珍藏的历史资料和口耳相传的秘闻，首次公开揭秘辛亥革命的资金来源，还深情地回顾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交往经过，点点滴滴的往事中，闪现出人性至善至美的光芒，令人为之动容。

    对于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的友情，有这样一段评价颇为耐人寻味。江湖夜语十年灯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这样的故事太古典，仿佛只能出现于春秋战国、汉末六朝。

   这样的情节太传奇，仿佛只能出现于冯梦龙的《拍案惊奇》。

   这样的情义太深厚，仿佛只能出现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作为一名日本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屋庄吉在《永代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

    当初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曾为赢得日本的支持，频繁地与日本人交往。因为这个原因，曾多次遭到过自己同志的警告！想必孙中山生前，一定为这件事苦恼过。恐怕在时隔百年的今天，也未见得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他们的友情。这也许就是孙中山生前除在梅屋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贤母”二字之外，对其只字不提的主要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的心照不宣。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专程去东京松本楼（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共同进餐的地方）参观了那里陈列着的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留下的大量的照片、信件等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写下“中日友好，世世代代” 。

    转眼间，辛亥革命已迎来100周年的纪念。

    假如我们能了解这段中国和日本跨越海洋缔结的珍贵友情，相信一定会感慨良多的。当人们心灵中的某块坚冰开始悄悄融化的时候，我们也许才能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