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歌德的足迹

    在从德国哥廷根到德累斯顿的途中，有一个小城市在历史上特别引人注目，它就是魏玛市。熟悉历史的人肯定会立刻想到1919年在这里成立的德国境内的第一个共和国——魏玛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后来夭折了，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对于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魏玛之于我们的意义更在于，那里有蜚声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和大文豪歌德的故居。虽然歌德的出生地是法兰克福，但他1775年来到魏玛，并自1792年以来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歌德的名字相关：市中心有面积很大的歌德故居，现在和歌德国家博物馆融为一体，也有着美丽迷人的歌德花园别墅，连市中心的广场也以歌德的名字命名。魏玛人也和其他城市的德国人一样，喜欢用名人的名字来为街道命名。我们一下火车坐上前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就一路经过好几条大街：叔本华街，莎士比亚街和席勒街，最后来到歌德广场。可见魏玛人对歌德的重视和景仰程度确实是空前的。

    歌德故居坐落在魏玛市中心的一座黄色的楼里，楼内的装饰是歌德于1792年亲自设计的，直到他于1832年去世时止，他在这里居住了40年，度过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虽然歌德国家博物馆现在正在休整而暂时关闭，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参观他的故居窥见歌德当年的生活和工作场景。这座楼里的房间多达大小二十间，但每一个房间都有着独特的用途和意义：那间写有“欢迎”字样的黄色房间是当年他和朋友们一起用膳的场所，而那间小小的餐厅则是他和家人吃饭的地方，那间花园房间专门用于他和朋友们之间的私人谈话，而那间大的会客厅里现在则展示着歌德一家人的肖像，等等。

    歌德一生兴趣十分广泛，而且建树表现在多方面，从文学到艺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通。这些均体现在他故居里的收藏品中：他的私人图书馆藏有5400多种图书，共7000多册，这在现代学者看来并不算太多，但考虑到当时印刷业和出版业的状况，这个数字就不算少了；这里还有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科学标本和纪念品，可见主人确实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当哥廷根大学的迪德林教授问我中国现代史上有没有哪位和歌德相类似的作家时，我一下被问住了。我们知道，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方面，歌德就十分全面，小说、诗歌、戏剧以及理论批评都成就斐然，仅就这一点，就难以找到能和他相媲美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也从过政，做过小官僚，在科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这倒与郭沫若相似，而后者对歌德也十分敬仰，甚至花过时间把歌德的巨著《浮士德》翻译成中文。但郭沫若的语言天赋和世界性影响却远在歌德之下。难怪今天的德国人提到歌德几乎无不钦佩和景仰。

    歌德在中国的知名度恐怕在所有德国作家中是最高的，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歌德的意义仅在文学上就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他本人有着巨大的文学成就，他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起到了奠基作用，他对东方文学充满热爱，并呼唤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而言，我更看重的是歌德在后三个方面的贡献。从今天的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热烈讨论，我们就不难看出歌德对这门学科的奠基性影响。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的热爱和对世界文学的憧憬则是他之于当今中国的最重要的意义。

    与一般对东方文学有着偶然接触并感到兴趣的西方作家不同，歌德对东方文学的情怀绝不是一时的冲动，实际上，早在他对波斯文学感兴趣之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尽管歌德掌握了十几种西方语言，但他却不通东方语言。对于一个不懂中文的欧洲作家来说，歌德对中国的研究应该说是很认真的。同样，他的研究是以游记和所能接触到的零散的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可以说，他几乎穷尽了西方语言中所有的中国文学译本：1781年他读到一篇法国的中国游记之后开始对儒学发生了兴趣。1796年他读到他的第一本中国小说《好逑传》，1817年他读到英译本戏剧《老生儿》，1827年读了英译本小说《花笺记》及其附录《百美新咏》。同年还读了法译本中国故事选集和另一本小说《玉娇梨》。除此之外，他与中国文学的接触还促发了他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并写出优美的抒情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虽然被他阅读的那些中国作品也许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甚至连专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不见得读过那些作品，但是它们毕竟影响了一代文豪，并且引起了歌德对东方文学的强烈兴趣，最终激发他在和艾克曼的谈话中，说出了这段至今仍被人们不断引证的话：“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

    据美国的歌德研究者简·布朗考证，歌德曾在自己的自传中说，大约12岁时，他就开始尝试着用七种语言写成小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当地德国犹太人的方言。而在实际创作上，他能驾御的文学体裁则更为广泛。他的抒情诗包括歌曲、赞美诗、颂歌、十四行诗、民歌和讽刺短诗。他的戏剧采用诗歌体和散文体，包括喜剧、悲剧、讽刺性短剧、长剧、宫廷假面剧，甚至小歌剧——当然，还包括规模宏大的史诗剧《浮士德》，该做的长度是《哈姆雷特》的三倍。这也正是为什么歌德能够成为蜚声世界的大作家，而他的不少同时代人，甚至他的亲密朋友席勒，与他相比却相形见绌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歌德有着广阔的世界情怀，他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把眼光放在欧洲之外的国度，去关注那里的文化和文学，最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今天，我们应该告慰歌德的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推动下，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早已被突破，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也因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崛起而逐渐淡化，世界文学在全球化的时代再度兴起，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歌德曾经热爱并给予过极大关注的中国文学也群星璀璨，名人辈出，但是中国文学为什么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仍居于边缘地位呢？我经常在欧美多国的书店里浏览，除了清一色的西方语言著述外，极少见到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中国文学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而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在北京和上海的任何一家大的书店里轻易地找到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中译本，在大学的书店里，翻译过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数量甚至不少于中国作者的著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完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阴魂不散呢，还是我们自己的著述方式出了毛病？我想，除了前者的原因外，中国作家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为什么中国当代出不了蜚声世界文坛的大作家？对照歌德的博学多才和语言天赋，我们的作家应该感到羞愧：许多作家不仅一门外语也不通，甚至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在中国写作，为什么要去学外语？

    确实，这个问题只问对了一半。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固然是很高的。虽然歌德掌握多种外语，甚至尝试着用外语写作，但他的主要著作都是用母语德语完成的。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为全人类而写作的，因此他尽可能通过原文和各种译文阅读所能得到的世界文学作品，广泛地汲取各民族文学的精神营养，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并有资格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而在他身后一代又一代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文学已经摆脱了其乌托邦的色彩，正在变成一个审美现实：一些视野开阔的作家撰写世界意义的题材，有着多种语言才能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们从事“跨国写作”，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被译成外语，从而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中延续了生命或者获得了“来世生命”。所有这一切，歌德也许并没有预料到，但是他的开拓作用却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此外，我们在纪念歌德、缅怀他对世界文学的奠基作用时，也不能忘记魏玛这座小城，因为正是在这座历史名城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在这座黄色的楼里，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并预言这一时代必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