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吴宓与顾亭林

    一

    吴宓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与文学为主要职业，但又志存“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吴宓日记续编》1949年12月19日“整理者按”所引吴宓在1966年9月8日“文革”中所写交代材料）。作为诗人，吴宓一生饱读中西古典诗歌，坚持旧体诗词创作，早年即出版过《吴宓诗集》。吴宓曾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吴宓诗集》卷首作者《自识》）从个人天性和创作风格来讲，这个表述是合乎实际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吴宓曾亲手评注过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诗集。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可以看出，在明清诗人中，梅村诗他是自幼熟读，而且终生作为精神寄托的。在1956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他曾有诗说：“吾生最爱梅村诗，老去熟吟涕泪随。”相比之下，接触顾炎武则要晚得多。从他自己的记述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时，他还没有深入研读过《顾亭林诗集》。那么，吴宓是如何会喜欢上顾炎武，或者说，他对顾炎武的接受是因为怎样的精神需求？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吴宓的人格、思想、心态与个性，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吴宓最初接触顾炎武的诗，是受了著名学者黄节的影响。据他自己说：

    宓最先闻碧柳言“顾亭林之诗甚好”，未及读也。一九三四年秋冬，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讲顾诗。宓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始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二册（平定张穆〔石洲〕刻本）。次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假得黄师铅印讲义一份，恭录讲义要目于书眉（十六日送还讲义，师已病，不能赐见。二十四日师即逝世）。至（1937年——引者按）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吴宓《空轩诗话》之十《黄节注顾亭林诗》，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受黄节影响而读顾诗的经过：

    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毛诗未完，乃于甲戌秋起，改讲顾亭林诗，并依例作笺注。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一月三日，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宓心默诵黄师“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伦茍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之诗，颇以自警。（《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0页。）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吴宓最早接触顾亭林诗是在1935年，但真正认真研读则始于1937年。这也可以从后面所引的日记得到证明。

    二

    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所记录的情况看，吴宓对顾亭林诗集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这一点与读梅村诗的情况不同），即1937年和1956至1958年两年间。

    1937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7月18日：“读《顾亭林集》。”7月20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1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3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5日：“读《顾亭林集》。”7月26日：“读《顾亭林集》。”这与他前面所讲的“至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当日读完以后，作者曾写了《读顾亭林诗集》七律二首，该诗题注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华作。时卢沟桥变起已半月。”当月28日，北京抗战即开始。所以，吴宓真正开始认真阅读顾亭林诗，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从文化救亡的目的出发，试图寻求一种立身行事的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他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认同。他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空轩诗话》之四十，《吴宓诗话》，第239页）在吴宓看来，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文化亡则中国亡。很显然，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朋友的一番谈话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他对中国的未来做了深入的文化思考。当日的日记中说：

    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正是秉着这样一种信念，他对当时有人倡导的以汉语拼音化为方向的文字改革，极力痛斥，他说：“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斵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亦以‘国难’为根据，为理由。岂不可愤可伤哉！”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4年3月24日的日记中，他记道：“新华书店观书，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报告，大旨决定废汉字、用拼音，但宜稳慎进行云云。索然气尽，惟祈宓速死，勿及见此事!”1955年3月5日则云：“晚萧瑞华来，宓与谈中国文字之优卓，胜过西文之处。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宣布通行简字，并以拉丁化拼音为最后之目标，则汉字亡，中国文化全亡，已成事实。今后更无挽救之机会，曷胜痛心!”结果反对简化字，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因为这种为文化守护的责任感，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加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日趋升级，让吴宓有了一种触处皆误的忧疑和愤懑。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叠前韵寄稚荃》，1950年11月作，见《吴宓诗集》第454页）。1955年12月2日，他更是愤懑地写道：“往者宓希慕顾亭林，欲留播中国文化种子；今惟求速死耳……”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开展，吴宓的这种危机感更加深重，本年的6月9日，他写了七律《殉文一首》，前两联云：“殉文有志愧前贤，淟涊余生尚苟全。为圣者徒何所悔，谓他人母最堪怜。”（《吴宓诗集》，第499页）以此来鼓励自己，同时也表明心迹。

    吴宓对顾炎武的接受虽然比较晚，但顾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国文化种子”的责任感却对他影响至深，使他不悔“为圣者徒”。这从他至始至终反对文字改革，“文革”末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愿意批林而坚决反对批孔，以致为此遭受种种磨难而始终不悔，都可以得到证明。

    三

    吴宓在诗作和日记中屡屡将吴梅村和顾亭林并举。1935年12月，他写了《读顾亭林吴梅村诗集》七律一首：

    史可为诗吴祭酒，身能载道顾亭林。殊途壹志忠和爱，隔代相怜古类今。天下兴亡原有责，江山文藻尽哀音。商量出处吾谁与，豹变龙潜看陆沉。（《吴宓诗集》第306页）

    对于这两个易代之际的著名人物，吴宓曾凭个人的体会，做过如下的比较：

    顾亭林（1613—1681）：1.阳刚性。2.主道。3.注重政治（兼包军事）斗争，地理，历史。4.富于责任心：自为英雄，从事复国抗清，以至讲学术、传文化，为天下后世谋。5.恒觉自己坚强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6.其道尊，可敬。7.归宿于宗教（儒教）。8.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伟。9.所作是史诗（寓我之情）。10.其诗是自传。

    吴梅村（1609—1671）：1.阴柔性。2.主情。3.注重社会（特别是爱情）生活，文化，艺术。4.富于感受力：自觉无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种事。5.恒觉自己软弱，是偷生苟活而失败痛苦之人。6.其情真，可亲。7.归宿于文学（诗）。8.是旁观者，细密，明敏，真挚。9.所作是情诗（□国之诗）。10.其诗似小说。（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29页。据王泉根描述，这段文字抄录在吴宓自藏之《学衡》杂志1922年总第五期“述学”栏第15页柳诒征《顾氏学述》一文的空白处。又，据吴宓1965年7月10日日记云：“晚，写宓诗两三首，及顾亭林与吴梅村比较表，夹入《学衡》第五期柳公《顾氏学述》篇中，备交侨、诫读。”）

    在1957年8月13日的日记中，他还对吴梅村与顾亭林的诗也做了一番比较：

    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诔》，泪下不止。宓夙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势有似，故感情深同耳。比而论之，亭林阳刚，梅村阴柔，各具其美，一也。亭林诗如一篇史诗，叙明之亡；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皆合其诗集全部而言之，二也。亭林诗如《书》经，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三也。亭林诗如《三国演义》，梅村诗如《石头记》，四也。亭林写英雄，而自己即全诗集之主角；梅村写儿女，而深感并细写许多各色人物之离合悲欢，五也。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梅村诗，读之使人悲痛。亭林之诗正，梅村之诗美，此其大较也。然二人者，其志同，其情同，其迹亦似不同而实同，不得以“亭林遗民、梅村贰臣”为说也。亭林诗，黄师曾注释讲授，碧柳亦早称道之。而能言梅村诗之美者，陈寅恪与宓也。

    除了这样的比较外，吴宓曾认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自己似吴梅村（1952年3月21日日记云：“碧柳可比杜甫，宓则吴梅村耳。”），而陈寅恪似顾亭林。1958年8月25日，当他听说刘文典在昆明病故后，校方初疑为自杀，不与开追悼会，后查明事实而开会时，却有学生拒绝参加，不禁感叹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1927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对陈寅恪“高抗之气节”的赞赏，更见于1961年8月30日和31日日记。1959年10月31日日记则云：“‘应制诗’乃顾亭林所断不肯作，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黄晦闻师与碧柳所断不肯作，宓不得已而偶作。”陈寅恪在面临政治压力时那种“壁立千仞”的态度，令他联想到了顾亭林。故在1962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说：“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对于自己，他的评价是：“宓初亦有志（学顾亭林），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学梅村。……宓十六年来之行事与心情，固处处不异梅村也！”（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30页。）

    四

    吴宓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他重义轻利不斤斤于金钱，对人坦诚真率而拒绝奸诈伪饰，做事勤勉尽责而反对敷衍马虎，勇于自省并苛于自待，这都使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迂腐可笑。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管上个世纪初如陈寅恪、吴宓等所持的文化立场如何，但那部分知识份子身上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确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态度虽然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绝不可取的。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故然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又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再考虑这一批知识份子大都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同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之六亦云：“强为儿女又英雄，殉道殉情事两空。”据何兆武先生回忆：“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回忆吴雨僧师片断》，《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具体一点，则应指中西古代文化。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盖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希腊与印度佛教之过重理智，一方竞事分析，流于繁琐；一方专务诡辩，脱离人事，即马列主义与西洋近世哲学，同犯此病者，在中国固无之。而若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

    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吴宓日记续编》（第十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70页。）结果再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因此也不难理解1965年6月2日晚，当饱受运动煎熬的吴宓得知“李约瑟之《中国科学史》已出十二册，而英美人方合译二十四史全部”时，要感慨地说：“宓颇悔宓将解放时之不远走高飞，则对中国之文化学术或可稍有贡献也。”虽然吴宓自认“宓只能学梅村之龙潜，而不能希亭林之豹变”（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但他还是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不能改变自己的执着，坚持把他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写在了日记里，甚至在忍无可忍时会当众表达出来，在那个私人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年代，这些都变成了他被批判的罪证。所以，尽管他一再违心地做着自我批判，但最终还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另外，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们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感情世界中，吴宓是把生活当成了诗，而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他最终落得孤苦一生。所以在实际上，他也为感情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相较于晚年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来说，这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