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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2月21日 星期三

    荷兰,以文学方式展现在我面前

    ——读“荷兰文学专辑”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21日   14 版)
    高兴(《世界文学》副主编)

        我向来对“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这一概念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大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学的优越;而小国,也并不见得就意味着文学的贫乏。事实上,在读了太多的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之后,我一直十分地期盼能多读到一些小国的文学,比如亚洲文学,比如东欧文学,比如非洲文学,比如北欧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文学中,或许还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一种质朴却又独特的气息,一种真正属于生命和心灵的气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极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   

        然而,语言的障碍却明显存在着。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大语种文学和小语种文学这一现实。这一现实,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在传播和流通上的尴尬。这也就让小语种文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身为编辑,我也更热衷于策划和编辑小语种文学。2011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都在忙于策划、联络、组织和编辑“荷兰文学专辑”。专辑已在《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上与读者见面。这是个紧张,却又快乐的过程。而快乐,更多地来源于阅读,来源于阅读中的发见:发见出色的作品,发见出色的译文。

        荷兰文学肯定属于小语种文学。每每读到它时,我都有欣喜的感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的马高明、柯雷翻译的那些荷兰诗歌。那是些小巧、精致的诗,有点像微雕,注重视角,注重艺术表现力。斯希普斯、考普兰、黑尔、阿伦茨等荷兰诗人就这样走进了我的视野。当时,这些诗歌,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北岛们都受到其影响。“比杨卡——一步半/穿着第一双鞋/走过房间”我总忘不了斯希普斯的这句诗。比杨卡在走进艺术,但当艺术界限被扩展时,比杨卡,穿着第一双鞋,走过房间这一情景本身,不就是艺术吗。

        时隔二十多年,再次集中地、大规模地读到荷兰当代文学,主要是小说和诗歌,我的欣喜变成了惊喜。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美妙。我感受到了丰富性,多元性,艺术性;我感受到了生命气息和心灵力量;我还感受到了文学中,意义的芬芳。

        好几篇作品,好几位作家和诗人,都让我爱不释手。尼可莱特·斯马伯斯的长篇小说《电暖工》(卢肖慧译),多么朴素的标题。看到这一标题,人们往往会想到一部生活化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一旦读起它,你就立即被文字所散发的童话气息所吸引。童话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迷人的张力。斯马伯斯说:“讲故事是一件爱的行为。”她的小说心灵的力量正源于这种姿态吧。芙兰卡·特瑞尔的长篇小说《打谷场上的五彩纸屑》(叶丽贤译)是个温馨的故事。像一部田园牧歌,有一种怀旧的韵味。它让我回到童年,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农业文明的,是《西部作家天山天池宣言》所提倡的那种慢的节奏。而农业文明往往更能打动人的心灵。哈菲德·布阿扎的短篇小说《阿卜杜拉的双脚》(尚晓进译)看似轻松幽默,却在轻松幽默中爆发出了巨大的震撼力。古斯塔夫·匹克的长篇小说《我曾是美国》(杨卫东译),作品灵感源于发生于2000年的一起悲惨事件:五十八名中国移民在多佛角被发现闷死在船用集装箱里。那是个极端的故事,而极端的故事更能反映人性。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却让我们感到了难以言传的痛。我尤其喜欢桑妮克·范·哈苏的短篇小说《珍珠》。真的是颗小说的珍珠。那简直就是首散文诗,纯净,透明,有一种忧伤的美,孤独的美,女性情感复杂而丰富的美:“我再次抱紧她。川中之水——有一只塑料袋向下游漂去。它轻如鸿毛,顺流涌去。如果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愿意为之献祭。我立于岸边,总想把自己投入水中。我抓紧围栏,把她抱紧,小心翼翼地把她放进去。松开手臂,然后……了无痕迹。她不在那里。”

        爱、孤独、情感、迷失、分裂、寻找、婚姻、家庭、生存、战争、异化、动物世界……所有人类的普遍主题,在这些作品中,你都能发见。当许多作家在解构意义时,荷兰一些作家却在努力地建构意义,建构诗意,建构文学本身的魅力。这是个动人的姿态。

        我还读到了五位诗人。五位诗人,五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精致而耐人寻味的玛丽娅·巴纳斯,以及独特而令人目眩的切伯·黑廷加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黑廷加的华丽的诗意和原始的生命力,像块磁铁,一下子就能吸引住你。你只愿被吸引住,只愿享受被吸引住,都不太愿意去考虑所谓的意义了。诗意和生命力,也是种意义,最大的意义。这五位诗人中,有四位都出生于70年代。他们大大拓展了我对荷兰诗歌的认识。这是些更加奔放、更加开阔、更加无拘无束的诗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荷兰当代诗歌的无限可能性。

        读翻译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读译者。尤其令我欣喜的是,“荷兰文学专辑”让我领略了好几位相对年轻的翻译家的风采:玛·德·摩尔《灭顶之灾》译者张陟,黑廷加诗选译者傅浩,玛·凯塞尔斯《坎》译者袁伟,尼·斯马伯斯《电暖工》译者卢肖慧,阿·贝纳利《愿明天更美好》译者潘泓。他们外文水平高,国语底子深厚,且对文学艺术有着十分的敏感。读到他们,我不由得对一种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所谓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翻译人才还是有的,关键是如何去发现并激励他们。而目前,在我国,无论从翻译稿酬、学术评估还是奖励机制来看,对文学翻译都没有最起码的尊重。想到此,我的欣喜顿时转化成了深深的忧虑。

        文学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没有到过荷兰,但读了这些作品后,我已深深陶醉于它的魅力。就这样,荷兰,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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