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1年度阅读

    2011年初计划集中阅读一些中西方关于山水和风景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著作，打算重读郁达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涉风景的创作、卞之琳写于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残篇《山山水水》、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东山魁夷的《与风景对话》，以及张箭飞翻译的美国学者温迪·J.达比所著的专著《风景与认同》等。

    我的“阅读的雪球”其实是从里尔克的名篇《论山水》开始滚动的，途经郁达夫与日本作家笔下的风景，最后则把雪球滚动到壮丽的浪漫主义雪山脚下。

    在这一年的阅读中，比较有趣的体验是把郁达夫笔下的风景与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以及《难忘的人们》对读。这种读法当然是受到了柄谷行人的启发。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柄谷行人把国木田独步的作品《难忘的人们》以及《武藏野》视为日本现代文学“风景之发现”的现场。而郁达夫的意义也在于他的《沉沦》等作品中创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风景。柄谷行人借助于国木田独步的《难忘的人们》试图说明“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现代风景恰恰生成于现代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疏离的过程中。而重读郁达夫的创作，则发现在他的《沉沦》等留学生题材的小说中，日本的如画风景之所以进入郁达夫的视野，也和作者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疏离相关，正印证了柄谷行人别出心裁的理论：所谓“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与国木田独步《难忘的人们》中的主人公一样，风景对于塑造郁达夫笔下浪漫主义主体形象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风景因此与现代主体的构建达成了内在的默契。这就是所谓的“内化”，风景内化为心理、情感和认知的结构。风景中叠加的是作家的情感色彩和心灵印痕。这就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风景。所以在浪漫派作家的小说中，风景都不单单是风景，而是内心的对象化。无论是国木田独步《难忘的人们》还是郁达夫的《沉沦》，风景描写与自然主义以及写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风景构成了明显的区隔。写实主义描写风景的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提供一个自然环境，人物就在这个环境里生存。而浪漫派的风景是属人的，是为心境和心理现实服务的。

    对浪漫主义风景观的这种认知，其实是从里尔克的《论山水》那里开始获得的。我在2011年的元旦这一天再次重读了里尔克的《论山水》。这篇被中译者冯至称为“抵得住一部艺术学者的专著的”只有三千字的散文，我每次重读都有新的触动。这次重读关注的是里尔克在文中所描述的“世界的山水化”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的艺术史进程。里尔克发现这一“世界的山水化”的过程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那里达到高峰，形成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返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思潮。于是沿着里尔克指引的方向追踪溯源，我又重新翻阅了一些西方18、19世纪浪漫主义的著作，并以勃兰兑斯的六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为向导，读了勃兰兑斯在这部堪称经典的鸿篇巨制中详尽论及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华兹华斯，经由德国浪漫派，最后流连于爱默生在小册子《论自然》中所阐释的浪漫主义自然观。

    我对西方浪漫主义经典已经有一种久违之感。此前我的阅读的兴趣重心一直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为主。此番重温浪漫主义，发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深刻，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博大。尤其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那里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正像勃兰兑斯概括的那样：“对于大自然的爱好，在十九世纪初期像巨大的波涛似地席卷了欧洲。”“英国诗人全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华兹华斯，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然’这个名词。”勃兰兑斯还引用罗斯金的话，称“华兹华斯为他那个时期诗坛上的伟大的风景画家”。而雪莱则被勃兰兑斯称为“自然的热情恋人”。拜伦、济慈、科勒律治等一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是大自然的爱好者，把世界的山水化的浪潮推向顶峰。

    读勃兰兑斯以及他所阐释的浪漫主义经典，发现大自然的崇拜和山水意识的勃兴作为19世纪的一种世界性的浪潮，完全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进而也改变了人类对自我的认知。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就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象征，人是通过理解自然而理解自身的：“大自然依照天意的安排，势必要与精神携手，进行解放人类的工作。”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中就说：“所以山水还是用来表现人，尽管不着痕迹。中国人自古以来最习惯于用自然美来形容人格美。”这应和了宗白华的美学观点。在写于1940年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用里尔克的《论山水》中的话说，即所谓“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这也是浪漫主义者所致力于塑造的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并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对山水和风景的态度。

    郁达夫与国木田独步的风景观中，正拖着一个深远的浪漫主义的美学背景。譬如郁达夫酷爱孤寂、荒凉和废墟之美，这种审美虽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颓废，但其审美资源正来自于浪漫派。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引用亚历山大·洪堡的观点，认为“古人只是当自然是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浪漫主义者则相反：当自然对人们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它美。”勃兰兑斯说：“只有不结果实的花朵才是浪漫主义的”，“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黑夜和峡谷的幽暗。使心灵为之毛骨悚然、惊慌失措的孤寂，正是浪漫主义者的爱好所在。”勃兰兑斯继而断言，浪漫主义者与其说发现了自然，不如说发现了自己的内心。如果说自然观在卢梭那里侧重于情感，在浪漫主义者这里则侧重于幻想。“歌德曾经说过：自然无核亦无壳，混沌乍开成万物。浪漫主义者一味关注那个核，关注那个神秘的内在。”柄谷行人也注意到这一点：风景是通过对外界的疏远化，即极端的内心化而被发现的。“大规模发生这种现象则是在浪漫派那里。”这与现代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所显露出的社会弊端有关，也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压抑有关。从卢梭，到19世纪欧洲浪漫派，再到国木田独步与郁达夫，“大自然”是一个逃离束缚的关于自由的范畴，也是一个返朴归真的哲学概念。卢梭、华兹华斯以及爱默生都为浪漫派贡献了系统的自然观，主张心灵与自然的沟通。并在华兹华斯那里达到了极致，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状诗人心与物凝之境，莫过华兹华斯。”

    2011年度阅读最终强化的是我对瑞士人亚弥尔的名言的体认：“每一片风景都是一颗心灵。”我最早是在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论中看到这句话的。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则把这句名言翻译为“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境界”。到了钱钟书的《谈艺录》中则是更为简捷的翻译：“风景即心境。”可见亚弥尔的这句名言已经深深地介入到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对风景的浪漫主义领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