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出了一本讲究修辞的书《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北大出版社2011年4月版)。我自己看了,又推荐给了我教的研究生。作为体制内的院长,他明确排斥体制性话语;作为法学教授,他具有不少文学教授所不具有的文学才思;作为早年的归国博士,他没有言必称希腊的“翻译腔”;作为军人出身的“武夫”,他不缺少科班文人的温情和细腻。而这点很大程度都表现为他的致辞中的修辞——他为越来越像官场的大学这一社会关系场域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体。容我从其毕业生典礼致辞中拈出几例:
我不喜欢“爱心”的说法。我固守传统的、主观的动词表达。在你们临别之际我只说:我爱你们。是的,我爱你们,没有修饰和限定 / 但不要说,明天起,你将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道青天,绵延于你身后的,仍然是这个熟悉、朴素且庄严的风景,一个你永远走不出的风景 / 我们会宽容、理解并心痛你们必定有的失败和挫折,但我们祝福、渴望并欣喜你们成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成功——如同当年你跌跌撞撞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并不苛刻。而且,我们也有耐心。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而且,我们相信,你是有出息的孩子!你们会是有出息的孩子 / 我想告诉你们的只是,愤懑和抱怨都是沙漠,山野丛莽间的杜鹃才会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怒放;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在毁灭你的当下,就正在失去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这一刻。如果你看不清这一点,你就不会有幸福,也不配享受幸福。而我希望你们幸福。
多么美好的致辞!这样的致辞也必定会成为“走不出的风景”的一部分。
苏力还有几句话说得分外别致和机警。如“时间像刚出笼的馒头,饱满且热气腾腾 / 六月是最残忍的;一转身,校园硬生生地拽下了一段你舍不下的青春 / 你都能听见的阳光的碰撞 / 渴望多汁的人生”。最妙的是这样一句:“西施、貂蝉都不是三围数字的组合”。
修辞当然是一种美——修辞之美。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在这个流行审美的时代为什么不少人只对女性的脸蛋、腰肢或“三围”那般心往神驰,而疏忽了修辞之美乡土之美、年代之美等更多的美、而那些美,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竞争力。喏,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蒋勋就在内地出了一本书:《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中信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诸多见解之中,有两点特能引起我的兴致。一是“美的库存”——平时不断储存美的感受,而且要从很小的年纪做起。“然后在某个时刻,那个句子就会忽然出现。”另一见解是“美跟不忍是合在一起的”。作者举例说台湾有一种油桐花,4月初开得整座山全部变白,而落的时候落得满地都是,“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一起去的同学,大家都呆住了,不敢踩过去,因为那花很漂亮”。是的,花的漂亮,很容易让自己意识到生命,意识到它同自己生命的关联。恐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才说即使所罗门国王最富有时候的所有宝藏加起来也比不上野地里一株盛开的百合花。
从修辞角度看,百合花不妨说是天地间的一种修辞,一种不言的修辞之美。而文学作品则是修辞之美的另一载体或结果。就日本文学译作而言,今年的出版颇有“井喷”之势。除了拙译村上春树的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和随笔集《远方的鼓声》、《边境 近境》(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8月、6月版),台湾林文月译四卷本《源氏物语》(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版)堪称重头戏。毕竟是日本的“红楼梦”,内地此前即有若干译本行世,而以丰子恺译本为上乘。相比之下,也是因为林文月身为女性,其译本更加细腻温婉,富于阴柔之美。《时代周报》就此采访时,林文月表示:翻译的人是应该站在中间,一边是原著,一边是读者,应该要兼顾。但事实上兼顾是不容易的,所以难免会有一点轻重之别。我后来看到丰先生的翻译,我觉得他是比较偏读者。我呢,可能有一点偏原著。”(时代周报,2011年9月22日)不过据我的阅读感觉,二者都是地道的中文,都不失汉语修辞之美。丰译自不待言,纵使林译也全然没有“和臭”翻译腔,可谓《源》译双壁。
无须说,人格之美是美的灵魂。比如梁漱溟。近来集中读了他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信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以及关于他的《“反面教员”梁漱溟》(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9月版)。以学问本身来看,梁并非同代人中第一档次的。他的为人推崇,较之他的学问,显然由于他的人格,他的人格之美。这从以下三点不难看出。其一,1949年解放前夕,毛泽东邀他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不干,“把毛主席碰了一下子”。其二,1953年9月,梁在会上与毛主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顶撞,“你一句,我一句”。梁破釜沉舟,寸步不让。其三,1973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随即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梁则大声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并为此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半天,整理成文达数万言。结果可想而知:“批林批孔兼批梁”。而梁拒绝检讨。“主持人一再征问梁漱溟对大家七八个月来批判他的感想,他始而不答,最后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官位,拒之;领袖,辩之;时势,抗之。凡此种种,舍梁其谁也?而这并非出于他天生的“犟脾气”,乃是出自一个儒学大家的信念和风骨,出自名门士子的勇气与良知,出自一介布衣的使命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就是梁漱溟的价值,他的人格魅力、人格之美!这也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名言:“多数人认为才智造就伟大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除却人格,还有他的思想魅力,思想之美。例如他认为西洋长处在“人对物”,中国长处在“人对人”。而在通过发展科学技术而基本解决了“人对物”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后,“人对人”即人与人如何相处势必成为主要问题。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早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与哲学》中就预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无独有偶,另一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也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预言“华夏文化……终必复振”。而在差不多一百年过去的今天,中央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继经济复兴之后,开始大踏步走上文化复兴之路。抚今追昔,不能不仰视梁漱溟、陈寅恪这样文化先哲的远见卓识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