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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写过一则寓言：有位青年（当然可以是少年），住在遥远的山村，一天他突发奇想，要闯荡世界。多年以后，经过一番周游与颠沛，他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元点。乡亲们见他一脸风霜且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就讥嘲他：“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已经不那么年轻的年轻人反唇相讥：“没见我改变了许多？”乡亲们于是嘲笑说：“可不？老了。”年轻人淡然一笑，诘问道：“那你们呢？彼此看到了什么？彼此之外又看到了什么？”乡亲们面面相觑，不知作何回答。这则姑且叫做《浪子》的寓言是我上世纪返城之后再下乡时撷取的点厾记忆，年轻人所说的“许多”，既有伦理观照，也有审美指涉。而近年流行的手机或网络笑谈则假借农民工之口反其道而行之，谓：“我们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们却要下乡了；我们好不容易吃上白米面，你们却爱上了杂粮……（恕从略）。”
曾几何时，我等满腔热血，信誓旦旦，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可转眼之间，清山绿水变成了“穷山恶水”，学习对象也被疲惫的内心贬作了“老土”和“刁民”。希望的田野不再是希望所在，美丽与噩梦的界线迅速混淆。但是，当我们真的远离了曾经于斯的土地，那土地也便梦牵魂绕般神奇和伟大起来。这就是感情，这就是乡情！今年我读到的少数记忆深刻的作品，恰恰与此有关。其中，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是一部圣奥斯丁或卢梭式的忏悔录，却又不尽是忏悔。它字里行间洋溢的悲悯和沉思超越了寻根文学。虽说它是两年前出版的，但我再次细读却必得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之后。且说《中国在梁庄》也不是今年的热门图书，尽管它去年面世时也曾在坊间引起不小的反响。我之所以要重读这两本书，并顺便推荐给重情重义之人，恰恰是因为工作需要。习惯使然，除工作需要之外，我尽量让自己的阅读不追风、不从众。但正因为工作需要，今年我不得不重读《百年孤独》，当然主要是范晔（译）本。由于新经典公司斥巨资引进了它的版权，中国读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从马尔克斯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堂而皇之地细细品味个中奥妙。我说过，这回我读出了它的保守。在改朝换代的大革命时期，保守无异于反动和落后。但以常态论，保守并非贬义词，它充其量是中性的。与此同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情感基点，乡土犹在，但乡情却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乡情或故土意识的形成显然与我们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从最根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济和自足自给的自耕农生活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及我们所在的亚洲，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人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浪潮。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在流浪汉小说至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慢慢流淌。惟马尔克斯后来居上，以史诗般的毅然决然和磅礴气势纵览古今并先声夺人。首先，《百年孤独》用极其保守乃至悲观的笔触宣告了人类末日的来临。其次，《百年孤独》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并非简单的“现实加幻想”（况且世上没有哪一种虚构作品不是建立在现实和幻想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真正的魔幻在于集体无意识的喷薄。马孔多人通神鬼、知天命，相信一切寓言。这是因为旧世界的宗教和新大陆的巫术，西方的魔术和东方的迷信等等，在这里兼收并蓄，杂然相生。这是由马孔多的孤独和落后造成的。由于孤独和落后，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产生了奇异的效果：现实发生突变。再次，它选择了一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这种肆意张扬的“传统”叙事方法恰恰是多数现代派作家刻意回避，甚至大肆攻击的。同代拉美作家，也即通常所谓的“文学爆炸”时期的其他主将走的也完全不是此等路径。无论是巴尔加斯·略萨还是富恩特斯或科塔萨尔，绝大多数拉美作家当时正处心积虑地进行着形式创新。概括起见，也便有了种种主义，如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幻想派，等等。当然，它们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割，但作为西方现代派形式革命的延伸，拉美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在技巧上做足了文章。且不说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即使是富恩特斯和科塔萨尔等一干作家也都是技不惊人死不休的“反传统”先锋，是端然不屑于用全知全能叙述者的。但正所谓“大象无形”、“大言希声”，伟大的方法往往是简单的方法，常识也每每与真理毗邻。加西亚·马尔克斯不逐流。他的方法完全可能出现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骑士小说时代、英雄传说时代……或者甚至神话预言时代。而吉卜赛人的羊皮纸手稿令人迁思的不仅是塞万提斯的戏说（谓真正《堂吉诃德》作者乃阿拉伯历史学家），并且荡漾着所有古老寓言的回音。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身在其中，受到现代派浸润也是免不了的。他所谓来自“外祖母话说方式”的说法固然可信，却也未可全信。我们只能姑妄听之。这种瞻前顾后、纵横捭阖的叙事方式犹如神来之笔，多少具有偶然性，甚至无意识色彩。借用神话原型批评家们的话说，它仿佛来自布恩迪亚家族的集体无意识，并藉梦境宣达神秘，从而嗡嗡地激荡着远古的记忆。等待它的出现耗去了作者整整十几年时间。而它的出现，除了前面说到的保守倾向，还预示着拉美“文学爆炸”由相对的破转向了相对的立，但本质上还是破，尽管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彻底的破：《圣经》式的世界末日预言。
由是，不仅阎连科、梁鸿诸君的怀乡、怀旧之作引起了我的持久关注，鲁尔福、阿格达斯、吉马朗埃斯、阿斯图里亚斯等一系列拉美作家，以及张炜、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直至季奥诺和哈代、托尔斯泰和塞万提斯等一干作家的作品重新点燃了我情感世界的一隅。于是我从他们的怀旧中看到了执着，从他们的执着中看到了崇高。远的不说，石湾称张炜为愚公。他是有道理的。但这还不够完全，比较完全的张炜是从《古船》里的李家人、赵家人和隋家人蜕变而成的宁伽（《你在高原》）。帕斯说，“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奇怪的是张炜似乎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的“高原”，他的这个有形无形的故乡。
回到《我与父辈》并反观阎连科的作品，我们不能不被那沉重的悲悯与无尽的忧伤所震撼。即便如此，阎连科时常担心并提及文学资源问题。五六十年出生的这一代虽不能说历尽坎坷、尝遍艰辛，却至少算得上曾经桑田沧海，如果我们尚且有虞于文学资源，那么下一代又当何如？至于那些一味地面壁虚构或哗众取宠或无病呻吟或大呼小叫地搞怪或哼哼唧唧地自恋写家，难道不觉得汗颜吗？然而，问题是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加速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鲁尔福笔下的万户萧疏，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童年记忆是如何褪色发黄枯萎成老弱病残和满眼萧瑟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与美国毗邻的拉丁美洲作家的敏感和抵抗令人感佩。如今，他们的持守和担忧正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新的共鸣，我国文坛关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争论则已露端倪。
我坚持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村作史诗般的艺术描摹和审美提炼。《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革命浪漫主义”需要有人继承或扬弃，盖因农村才是中华民族赖以衍生的土壤，盖因我们刚刚还是农民，况且我们半数以上的同胞至今仍是农民，更况且这方养育我们以及我们伟大文明的土地正面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消解。眨眼之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家书抵万金”、“逢人说故乡”的情愫，而且必将失去“月是故乡明”的感情归属和“叶落归根”的终极皈依。
真羡慕劳马可以揣着辛酸展笑颜。真希望明年2012可以放松地读一堆喜剧：从阿里斯托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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