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恩师的戏曲缘

    恩师赵景深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6年了！我对恩师的思念却并不因为时间的久远而稍减。每想起老师，他那慈祥的面容就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我第一次听赵老师的课，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赵老师讲的是古典戏曲课，当他讲到昆曲时，详细讲解了昆曲的起源、发展及其鼎盛时期。讲着，讲着，他竟抑扬顿挫地唱起来了，把同学们都镇住了。大家既惊奇，又兴奋，赵老师唱得有板有眼，十分动听。我至今还记得他唱《长生殿·小宴》中“粉蝶儿”时的情景。赵老师一边唱着：“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一边还做着唐明皇出场时的身段。赵老师声情并茂的演唱、优美动人的身段，把我们带进了昆曲艺术的殿堂，使书本上平面的知识，成为立体的、形象的知识。正因为听了赵老师的演唱，使从未接触过昆曲的我喜欢上昆曲。

    赵老师领导着一个类似京剧票房的社团“上海昆曲研习社”，他是社长。与票房不同的是，该社团不仅是票友们聚会唱唱而已，而且还担负了研究和传习昆曲的任务。成员不限于本校师生，也向社会开放。赵老师见我对昆曲很感兴趣，便吸收我为昆曲研习社社员。在曲社里，平时由老师教我们拍曲。我们还学了古老的曲谱“工尺谱”。我学的第一出戏是《玉簪记》的“秋江”一折。曲社定期举行“同期”。所谓“同期”，就是曲社内部演唱的盛会，可谓少长咸集、新旧欣会、名家荟萃，不管是名家还是初学者，都可以上台一舒歌喉。隔一段时间就举行“彩唱”。所谓“彩唱”，就是粉墨登场，在剧场正式演出了。有一次，曲社在复旦大学登辉堂演出昆曲专场。赵老师演出《三戏白牡丹》，他饰吕洞宾，唱做俱佳。而“赵家《长生殿》”更被复旦师生传为佳话。原来所谓“赵家《长生殿》”，就是赵老师一家参加演出，赵老师饰唐明皇，师母饰杨贵妃，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分别饰演太监和宫女。除了在曲社活动，有时我还到淮海中路四明里赵老师的家中参加昆曲聚会。每当此时，一进弄堂，就会听见从6号楼上传出悠扬的笛声和着婉转的歌喉。

    因为喜欢戏曲，我报考了赵老师的研究生。记得那天下课后，赵老师走下讲台，却没有离开教室，而是走到我的座位跟前悄悄对我说：“你被录取了。”

    我惊喜万分，差点跳起来。赵老师笑着用手示意我不要声张。

    然而，当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却意外地宣布我被分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文学研究所。我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赵老师不收我这个学生了？

    在向赵老师告别时，我提出这个一直困扰我的疑问。赵老师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并不是不要你，只是我没有分配权。文学研究所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你研究生毕业后，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单位。正好你师兄邓绍基来母校招生，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文学研究所条件好，你在那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深造。”

    我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赵老师为了培养我，为了我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真是煞费苦心。

    望着慈父般的老师，心中好生不舍，我多么希望继续做他的学生啊！

    老师慈爱地说：“我写封信给你师兄邓绍基，让他多多关照你。”

    我说：“我再也不能跟您学昆曲了！”   

    老师说：“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也办了一个昆曲研习社，你可以参加他的那个曲社。我也给他写信，你可以拿着我的信找他。”说着，又写了一封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交给我。后来，我拿着着这封信，找过俞先生，俞先生告诉我，因为思想战线形势紧张，曲社已经解散了。直到1979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我才由唐湜先生介绍，加入该曲社。而那时，俞平伯先生已不再任社长，社长是张允和先生。此是后话。

    当我向老师告辞时，老师叫住了我，从书柜中拿出一本书，那是他的著作《曲论新探》。他在扉页上，用清丽的笔迹题字：“士杰弟正之。赵景深。”哪有老师称呼学生为弟的？！而且还用“正之”！老师的谦逊使我惶恐不安。

    后来，每当我回沪探亲时，我总要去探望赵老师。

    1985年1月7日，赵老师病逝于上海，可惜那时我在北京无法抽身为老师奔丧。

    到了文学研究所，我被分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当时我很遗憾，看来与古典戏曲无缘了。可是我对戏曲的痴情始终不变。直到我出版了《中国戏曲史话》，总算圆了我的戏曲梦，同时，也庶几可以告慰赵景深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如今再去淮海中路，四明里早已拆除，再也听不到那悠扬的笛声和婉转的昆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