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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同时代的香港编剧、导演比起来，纽约大学电影系科班出身的罗启锐真不算高产，自大学时代编剧的毕业作品《非法移民》至今20多年，参与编剧和导演的电影不过十几部，且多为艺术电影。在商业至上、娱乐领军的香港影坛，他几乎是个异数，更似怀旧情怀浓厚、理想主义萦绕的知识分子。
“岁月神偷”这个提法已在罗启锐脑海里盘旋好多年，他的童年正逢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经济尚未起飞，中国传统的一面与英伦西化的一面并存，人们物质生活并不丰富可精神世界意气风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和纯朴……如今这些不复存在，心有失落的他有个浪漫答案——记忆中最美好的已消失的事物，都被无敌的岁月偷走了。他从美国回到香港交给电影公司的第一个剧本计划就是以自己童年往事为原型的《岁月神偷》，但被对方坚拒，理由是没人想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怀旧。此后，他接连编剧了几部没心没肺的商业片，直到自编自导以成龙童年为原型的《七小福》一举拿下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多项大奖，加之此前担任编剧的《秋天的童话》亦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垂青，一举奠定其华人影坛金牌编剧的地位。去年，他终偿夙愿，将《岁月神偷》搬上银幕进而在内地公映，片中小男孩完全就是童年的他自己，温暖、清新带着淡淡忧伤和浓浓怀旧情愫的片子打动了众多影迷。
写剧本之外，他多年保持着写专栏的习惯。那些剧本无法收纳的记忆碎片、不曾触及的内心起伏，连同他略带情绪化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这样散碎地出现在报章，直到它们在这本半自传的《岁月神偷》中找到归宿。为此，常来内地、辗转京沪穗的他第一次为了一本书和读者交流感受，那些被岁月偷走的美好，他经由电影已经找回了一些，他的文字则继续这个使命。
读书报：这些年你除了写电影剧本和当导演，一直写专栏？
罗启锐：一直都没断。我在《明报周刊》有个专栏，每期差不多700字，在《信报》的专栏是一星期一篇，1500字，这个篇幅要好写一些，能延伸一些内容。编剧之外的专栏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兴趣，写点东西放松一下。如果我要出差或旅行，不能把握时间，就会预先写几篇交给报社。
读书报：《岁月神偷》书里有篇文章的意象令我印象深刻，你开车过隧道前听到电台播英文老歌《麦克阿瑟公园》，可是进了隧道就没信号，开出隧道后这首歌已经播完，这个画面太像电影了。
罗启锐：这种情形在我的生活中还是挺多的，生活中我也倾向于用电影的语言来写文章，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一样。包括你刚提到的这篇文章。
读书报：你在《天问》一文中提到你最喜欢的导演是伯格曼、黑泽明和塔可夫斯基，你觉得他们分别对你的电影有哪些影响？
罗启锐：黑泽明的电影主题清晰，他最大的成就是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能阐释很重大的命题，也能用普通人看得明白的故事去表现。塔可夫斯基的镜头运用很厉害，我真希望能有他的功力。而伯格曼的电影很深沉，他对人的绝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好，看他的电影我会沉默很久，想很久。
读书报：你很多年前就有“岁月神偷”这个提法，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悟？
罗启锐：我常常回顾过去的时光，发现很多我心爱的东西如今都不见了，它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是有人把它们拿走的，也可能是偷走的，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岁月偷走的。我是个容易陷入记忆的人，时隔多年剩下的只有回忆，也许有一天我患上老年痴呆症，连回忆也都不见了。趁我还记得，就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就决定，不如拍个电影吧。
读书报：香港影坛有很多在片场摸爬滚打的实践派片场导演，最终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导演，你当初为什么决定去美国学电影？
罗启锐：片子拍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每个导演的能力和才华吧。决定去美国读书的时我已在香港的电视台拍了两三年电视单元剧，创作的感觉蛮像电影的。那时已经有片商邀我拍电影，可是我有两个原因要去美国读书，第一，很多电影技术方面的事情我不懂，比如我会跟摄影师说，希望这场戏拍得浪漫一点，他就会问我，什么叫浪漫？我不知怎么回答。比如我会跟剪辑师说，这个镜头这么剪不行，但到底怎么不行，我也说不清楚。第二，我要去美国走一圈，看看外面的世界。
读书报：你一向是做编剧多，极少当导演，自编自导的《岁月神偷》那么成功，考虑过今后多执导筒吗？
罗启锐：其实我喜欢当导演，可我很懒，而当导演很辛苦，我又很挑剔，不是我非常喜欢的题材就不愿意拍。不过，如果你的班底、合作伙伴跟你合得来的话，当导演也不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会多导些电影，自己当导演更能把握我剧本中的想法。
读书报：说说你和另一半张婉婷的合作吧，《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宋家皇朝》都是你写剧本由她来导，她更容易表达、贯彻你的剧本吧？
罗启锐：对，我们的默契很深厚。我写剧本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看，本身我也做过导演，就会跟她说，这场戏是如何如何。我甚至会跟她说，我觉得这场戏的镜头应该这样拍，这场戏风格应该是什么样。她就会吸收、过滤，保留她同意的地方，通常她拍出来的戏跟我想象的没有太大差别。
读书报：你跟其他导演的合作是怎样的？比如许鞍华。
罗启锐：我做编剧通常都会先和导演沟通，说说剧本的风格，应该怎么拍，虽然决定权还是在导演，但我总比一般的编剧多参与一些。有时我会去片场跟导演讨论。许鞍华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女导演，她主动性很大，比较强势，一般听了我的建议之后会说，好，我想想看。之后她会做她自己的决定。
读书报：这几年香港影坛怀旧题材的电影不少，这种怀旧潮流是香港电影人普遍的心态吗？
罗启锐：可能是吧，最近连续几部这类电影都比较成功。回归十多年来，我眼中的香港比从前迷惘，有时走在路上看到路人，看到政府的表现，我觉得有点进退失据。到这个阶段人们就会想，从前不是这样的。可能有这个原因。
读书报：很多香港导演会在电影里客串个角色，你演过电影吗？
罗启锐：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演过，那是环境逼出来的。我们在拍毕业作品《非法移民》，这部戏后来还正式发行了。拍这部片子时所有演职人员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当时需要一个唐人街黑帮小头目的角色，找不到人来演，我就自己演啰。
读书报：除了专栏写作，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剧本（有些其实是写小说的好素材）写成小说？
罗启锐：有啊。我正在筹备一个新剧本，是说第一代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这个素材是在纽约发现的。我的计划就是先写成小说，然后再改编成剧本，再拍电影。
读书报：有句话说，每一个华人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你想过拍一部武侠片吗？
罗启锐：想过啊，但我想拍一部让观众看了会流泪的武侠片，就叫做武侠文艺片吧，让大家像看《岁月神偷》一样感动。
（本报记者 丁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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