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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被“扣留”
1931年1月，丁伟志出生于山东潍县。在谈起自己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时，他用了八个字：生于忧患，长于战乱。出生时赶上“九一八”事变，熬过了“八年抗战”，紧接着又迎来了三年解放战争。虽然说战争环境对小孩子也是一种历练，但毕竟影响了正常的学业。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上，潍县丁家是那一带的名门望族。但丁伟志出生以后， 这个“大宅门”已日渐没落。丁伟志记忆中的“丁四宅”和巴金《家》中描述的那个大家族差不多，只是这“丁家”比那“高家”似乎规模更大一些，亲族关系也更复杂一些。丁家内部，也一如巴金笔下的“高府”。在他的父兄辈中，有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庸人，有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吸食鸦片的也有三四位。
好在丁伟志这支的小家庭比较简单，父亲丁锡田潜心学术，是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的会员，终身致力于办教育，搜集地方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这无疑对子女产生了较大影响。
1947年，丁伟志考入北京志成中学（现三十五中）高中部就读，一学期还没念完，就随同在辅仁大学读书的两个姐姐一起参加革命去了。回到山东潍县，丁伟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主要是在青年中传播进步思想，揭露现实的黑暗。有时也悄悄刻印和散发一点宣传品，丁伟志记得最清楚的是刻印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8年夏，17岁的丁伟志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新组建的华东大学学习。同年11月，随校从潍坊迁到济南，随即留校工作。1950年冬天，丁伟志又随校迁青岛，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很快，“听话”、“热爱学习”的丁伟志被山东大学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读研究生，跟苏联专家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当时，山东大学一共推荐了三个人，他是年龄最小的。
80岁的老人回首过往，丁伟志最为难忘的是求学时期的两次被“扣留”。因为是学校推荐，山东大学负担丁伟志在北京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条件是毕业后回校教书。当时，组建时间不长的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正式成立理论部，来人大招考学员。学习成绩优秀的丁伟志轻而易举地考中，于是转而成为马列学院的学员。丁伟志被马列学院“扣留”了下来。当时在马列学院授课的教师有几位专业素养较高的苏联专家，也有几位中国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如胡绳、艾思奇、杨献珍、郭大力、张如心等。胡绳担任一部部主任，并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丁伟志说，在学员中间，胡绳的课是最受欢迎的。“听他的课，简直像是在听一位长者慢声细语地叙说家常，在他的引导下不知不觉进入—片生机盎然的新境界。”
两年半后，完成学业的丁伟志又一次被中央组织部“扣留”，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哲学组从事研究工作。山东大学也无可奈何，幸亏马列学院分配了另一位学员去山大，算是还了这笔“人头债”。由于这样的机缘，丁伟志留在了北京。夫人陈崧就是刚去政研室那会儿认识的，那时她刚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政研室图书资料室工作。
“文革”初期，造反派为丁伟志写的一份“定案材料”中说他是胡绳的“得意门生”， 田家英的“得力干将”；当然，胡、田两位的名字前边都冠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类的头衔。丁伟志说，定这样的“罪名”，虽然“得意”“得力”均过甚其词，但是大致还都有事实依据，算不得诬枉。从上世纪50年代起，胡绳和田家英担任政研室副主任，当了他十年的顶头上司。在哲学组，丁伟志最感幸福的事情是可以继续学习。
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
在丁伟志眼里，年轻的时候，胡绳是他研究学术、研究理论的引路人，而田家英则是他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的引路人。20世纪60年代前期，丁伟志在田家英的指导下，起草了许多调查报告，并因此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不过他说，“我至今认为，截止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在理论和学术领域里较可自傲的作品，恰恰就是这些调查报告”。遗憾的是，经过“文革”，这些报告已经片纸不存。
1958年初，响应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三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干部更是下放的首选对象。丁伟志恰好符合这样的条件。他们政研室的一批干部和中组部的一批干部联合组队，选定的下放地点是安徽砀山。砀山地处黄河故道边上，长年干旱，经济落后。下放干部到了那里接受的第一项的任务，就是和农民一起挖水塘，蓄水，目标是“变旱地为水田”，“变淮北为江南”（可惜未成功）。几个月后，接到安徽省委的指示，他们这批下放干部被调到素有长江“粮仓”之一美誉的无为县，协助当地工作，以求尽快地改变无为不够先进的面貌。没想到的是，很快大跃进开始，大炼钢铁、办食堂，虚报浮夸成风，“购过头粮”的恶劣做法开始严重影响群众生活。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干饭变成了稀饭，稀饭变成了米汤”，不但好多农民得了浮肿病，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下放干部中的部分同志与当地县委开始出现分歧，他们对于当时的无为县委欺上压下、虚报浮夸，造成群众生活陷于严重困境的实际状况，做了深入调查，对无为县委提出了尖锐意见，并如实向省委做了反映。这些正当的做法，在庐山会议后被作为“右倾”罪状加以追究，丁伟志也被牵连，经过反复批判后下放到房山劳动改造去了。
1961年秋后，在房山的劳动改造告一段落，丁伟志回到原单位，正好赶上田家英奉命组织一次去山西的调查。调查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六十条》中提出然而没有明确解决的“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还是放在生产队的问题，另一个是工业生产的情况。调查工业的，去了煤矿。调查“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自然是下乡。去农村的调查组，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十来个干部组成，地点选在晋东南地区潞城县的魏家庄公社。调查大约进行了半个月，田家英也带着逄先知赶来，和大家一起研究了调查的结果，丁伟志奉命执笔起草了魏家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家意见大体一致，认为按当时的农村情况，基本核算单位还是定在生产队为好，这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各生产队的积极性。“这次调查，反映的是当时农村的实际需求，虽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问题，但总算是克服农村体制上的‘共产风’的一个进步。”这一意见，为毛泽东所认可，并责成田家英负责将其写入正式文件，提交给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使得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初步清理与纠正，党内外有识之士也开始探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3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在此待命的调查组。会见完毕，毛泽东还在东湖别墅门外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文革时，丁伟志把这张像片藏在有林彪“四个伟大”题词的毛主席标准像镜框背后，高高挂起，逃过了被造反派抄走的厄运。
湖南调查，丁伟志负责起草的是湘乡《大坪大队基本情况》。当时，围绕着如何看待农民要求“分田到户”一事，调查组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报告对“分田到户”要求的性质做了简略分析，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我们当时之所以敢如此写，并且自以为稳妥，无非一是觉得如实反映了民情(我们路过长沙时，田家英带领我们看过一场湘剧《谢瑶环》，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认真体察民情’的信念确实深深印在了我们这些调查人员的头脑里，总也忘不掉)；二是我们对中央充满信任，我们知道报告经田家英同意，签发付印后，将直送毛、刘两位主席”。丁伟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又先后参加了安徽无为的调查、东北三省的调查。调查的中心仍是探讨“包产到户”的可行性问题。
回归学术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稍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大讲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并且说“田家英把持政研室”。自此，田家英失去了毛的信任。多亏田家英有担当，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丁伟志得以逃过一劫，放下“农村调查”，转过头来做他所擅长的理论和文字工作。
1964年初，中央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新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丁伟志被分配到研究院哲学组做研究工作，但不久就下农村参加“四清”去了。
“文化大革命”一起，研究院的一批领导人迅即受到冲击，被打成“黑帮”。丁伟志等“笔杆子”也被捎带着作为“黑帮分子”揪出；不过“罪状”毕竟不多，“九大”前即被“解放”。不久，全家被下放到河北汉沽农场劳动，过“干校”的生活。
1971年“9·13”事件之后，马列主义研究院机构也被撤销，丁伟志被分到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他虽然明白这是组织上的充分信任，但是对于这份整天起草文件的工作，他还是不大愿意接受。正好其时毛泽东提出要续写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任务被派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得知这一消息，丁伟志当即找到时任近代史所领导的黎澍，表示愿意参加这项工作。1973年，丁伟志及其他几个人，获中组部同意，调回北京参加通史的撰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能够有此机遇，他实在觉得万幸：“多亏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才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随着1975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接手指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学学部工作，由“四人帮”控制的《历史研究》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一起被接管过来，由黎澍出任主编。钻研了两年宋代哲学的丁伟志，被黎澍选中，担任了《历史研究》副主编。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丁伟志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副总编辑、总编辑。1982年，又兼任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1988年到2001年，丁伟志担任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这三年，也正是钱钟书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最后一届。
丁伟志最喜欢的是做学问，但几十年间，他被运动的洪流冲击得颠来倒去，连读书也是抽空进行的。直到文革以后，他才算是回归了学术。
1995年，丁伟志和夫人陈崧合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上卷《中西体用之间——晚清文化思潮述论》出版，受到到广泛好评。不久，夫人过世，丁伟志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下卷《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述论》。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为总名，将这两卷书一起推出。
(本报记者 陈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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