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儒学的老路是走不通的

    读书报：《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卷）被学界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部文化通史类著作。请问，当时写作动因和契机是什么？

    丁伟志：想就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写点东西，这个想法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改革开放，局面大变，特别是批判了“两个凡是”，让人振奋。我写了不少从理论上清理四人帮流毒的文章。但作为从事历史学和哲学专业的人，觉得还是应当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真清理一下这些混乱的文化思想。我和陈崧讨论下来，认定最为急迫的应该是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非常重要的启蒙运动，所以我们决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做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接触到一些材料后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于是我们决定扩大我们研究的范围，着手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全过程。

    从晚清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就文化思潮来说，这期间变化太大了，就像穿过了科幻小说里的“时光隧道”：出了隧道口看到的景象，与进入隧道口时看到的景象相比，大变样了，简直是恍如隔世。我们从探讨新文化运动开始，往前追溯，将晚清70年（从1840年算起）的文化思想变化梳理了一遍，于是就有了第一本书。当时对于所要研究的课题有了一个轮廓构想，即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变迁，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这几年，我一个人完成了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至于第三阶段的研究，力不从心，怕是完不成了。

    读书报：晚清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对以西方命名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采取何种态度，这成为当时非常尖锐的问题。您在讨论“中西体用”的问题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丁伟志：讨论“中体西用”观念的产生与演化，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洋务派早期思想家最初提出这一见解时，和人们现在所理解的它的内涵常常有很大的差别。人们后来的理解往往非常简单化，将它只看成是一个保守的文化理念；其实，晚清的开明人士最初提出“中体西用”一类的主张时，思想算得上是非常开放的。洋务派早期的思想家们，打着“中体”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西用”的范围。这种文化观念上的觉醒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就像今天提出改革开放一样。大势所趋，再想完全固守祖宗成法是行不通的了。先进的中国人渐渐明白，要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放眼看世界”。当然，洋务派思想家的认识后来起了变化，当洋务派在政治上越来越趋向保守时，“中体西用”论就变成了他们用来反对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

    读书报：《裂变与新生》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它的主线是什么？

    丁伟志：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第二个阶段，新文化运动是高潮。大革命爆发以前，从1912年到1924年，新文化运动成为强有力的声音，它在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在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我们理应放在中国历史的长过程里，估量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和作用。近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这不足为奇。现在的国学热中也有一股潮流，将新文化运动定性为绝对的“反传统”，认为它打断了割裂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所以现在才要继往续绝，复兴旧学。对于这样的构思，实在不敢苟同。我的这本书取名为《裂变与新生》，就是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做出回答（当然也要对文化虚无主义做出回答）。它的基本精神，是认为中国文化的变革、更新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建设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新文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读书报：您对当前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看法是怎样的？

    丁伟志：对国学热的全貌我不了解，不好评价。如果把国学按最通俗的说法，定义为“中国的学问”，身为中国人自然理应好好学习它、继承它、发扬它。但是，有些人认为我们自打新文化运动以来走了弯路，所以现在该绕回来，重走振兴旧学的老路。这样的见解，我不赞成。至于有人认为儒学是救国的唯一良方，中国文化的复兴乃至世界文化的复兴都要靠儒学，这种见解显然是与文化现代化的潮流、与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儒学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观念，没有经济上的发展生产的内容，这是它不能与现代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致命伤。不论儒学中有多少优秀的东西值得今人继承，我们也不能忽视它的短处，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它固有的局限性。

    (本报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