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哥廷根

    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和城市的变化令世人瞩目，不少近几年内没来北京的外国人一到北京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曾几何时又焕然一新。而对于我们20年里没到欧洲某个城市去的中国人来说，再度重访那里却很难看到什么明显的变化。今年10月，我被德国哥廷根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前去讲学两个月，我感到十分高兴，不仅是因为这所大学的悠久历史和赫赫声名令人景仰，同时也因为哥廷根这座小城是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座大学城。20年前，我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偶然结识了正在荷兰开会的哥廷根大学德文和翻译研究教授霍斯特·吐尔克。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他当即决定邀请我前往该校做一演讲，于是我便实现了第一次访学哥廷根的愿望。

    20年后，当我再度来到这座小城时，一些新老朋友问我，“你发现20年后哥廷根有什么变化吗？”我一时感到难以回答。确实，这座美丽的小城不像大多数中国城市那样变化很大：车站依然是那座带有古雅风格的建筑，德文系依然坐落在一座浅黄色的三层楼里，东亚所依然和另几个系所屈居在过去的那座大楼里。但毕竟也还是有一些内在变化的。

    首先，邀请我的两位教授都已离开。吐尔克教授于去年下半年去世，而东亚所的罗志豪教授则在本世纪初就已退休。之后，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当时的校长为了节省开支竟然决定关闭东亚所和中文专业。新任校长上任后虽然决定恢复中文专业，但要聘请到高水平的教授前来工作又谈何容易。

    其次，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街上增加了很多自行车。20年前，我在哥廷根短时间访问时，吐尔克教授开车带我游览了哥廷根城内外的风景，而此次，请我吃饭和领我去学校办理手续的教授或员工却骑着自行车或陪我步行。开始时，我感到纳闷：德国作为现代汽车工业的重镇，每天都向世界各地出口无数的高档汽车，为什么城市里开车的人却越来越少？20年前，北京城里到处是自行车，很少有私家车行驶在街头，而现在我的不少青年同事在买不起房子的情况下照样买了汽车，并且得意洋洋地开着车到离家很近的学校上班。忽然我醒悟过来了：对于十分注重环境保护的德国人来说，他们不开车或少开车不正是为了保持空气的清洁吗？他们深知，能源的耗竭是无法再生的，所以节省能源成了早已进入小康社会的每一个德国人的共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这座小城有一半居民开车，恐怕我们连步行都会变得很困难了，更不用说噪音和污染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这一变化背后含义深远。

    再者，哥廷根大学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里没有增加任何高楼大厦，整个大学就和这座小城融为一体。车站候车和赶车的人流中少不了哥大的师生，书店里购书的也不乏哥大人，甚至商店里购物的人群中，也时常听到对学校里的事情议论的声音。确实，这座城市太小了，它几乎就是一个大学社区的扩展版。最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和东亚系的施耐德教授用餐后步行前往住所时竟与东亚所的几位老师不期而遇，后来我听说这样的不期而遇经常发生在这座小城。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下午，我演讲完后，邀请我喝咖啡的迪德林教授竟在咖啡馆里接连遇上了多位同事和熟人。我不禁渐渐爱上了这座远离尘嚣、美丽安静的大学城。

    我的美国朋友、哈佛大学的戴维·戴姆拉什教授听说我在哥廷根大学讲学，不禁流露出羡慕和敬仰之意：“我从未去过哥廷根，但我听说这所大学有着辉煌的历史和传统。”确实，如戴姆拉什所言，哥廷根大学是一所有着辉煌历史和悠久传统的精英大学，建校278年来，蜚声世界的名人和学术大师辈出，无疑为这所大学罩上了一个永不消失的光环。2007年，在德国第二轮“精英大学”评选中，哥廷根大学不负众望，成为全德九所精英大学之一，类似中国首批入选的九所“985”研究型大学。

    我们说，哥廷根大学涌现出的名人甚多，这完全可以通过以下数据来证实：共有45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任教或研究，他们中大部分获得的是物理学和化学奖，这也说明该校这两个基础学科的雄厚实力，其次为医学奖和少数和平奖及文学奖。尽管这些诺贝尔奖得主大多于20世纪上半叶获此殊荣，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去世，但这还是使从该校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位居世界大学第八位，从而创造了一个“哥廷根诺贝尔奇迹”。我的朋友施耐德教授告诉我一个秘密：在这众多的诺奖得主中，有些人只是短时间地在这里学习或任教，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校友”，但这却给了我这样的启示：哥廷根大学的校友会对所有校友的联络工作确实做得很细，从不放过一个具有潜力的“校友”。连我这个仅仅前来讲学两个月的客座教授也不知填了多少表，签了多少字，最后才拿到一个没有期限的工作证，并可以和该校其他教授一同享受退休和医疗保险。“现在虽然手续麻烦些，但是你下次来就不用再填这些表了，因为你已经进入我们的教职工档案了”，帮助办理这些手续的劳尔女士安慰我说。当然，能够成为哥廷根的一名“校友”确实也是一种荣耀。

    在我所从事的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也不乏如雷贯耳的哥廷根校友：骄横一时的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是哥廷根大学的法科学生，前几年刚卸任的总理施罗德也曾在法学院就读，而前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则在这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除了这些政界巨头外，校友中也不乏社会名流和学术大师，如蜚声世界的金融巨头约翰·皮尔蒙特·摩根，西门子总裁克莱因费尔特也曾是这里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尔根·哈贝马斯、哲学家阿瑟·叔本华、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伊肯、教育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等，都曾在这里就读本科或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哥廷根大学任教的名人则更是举不胜举：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童话作家和语言学家格林兄弟等等。这正应验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一所大学的好坏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座大楼，而在于它走出了多少位大师和精英人士。我想，哥廷根大学的辉煌业绩和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学习和借鉴。

    其实，重访哥廷根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这里是中国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的母校。在纪念季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作为后学，能够再次访学先生的母校，寻访先生的足迹，对我来说不啻莫大的荣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任教时，虽未直接师从季先生，但却多次受到季先生的关照和提携。当他听我说起曾访学哥廷根时尤为高兴，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他当年求学时的往事。这些经历他后来都记载在那本《留德十年》中。虽然季先生生前未能读到该书的德译本，但这本书在德语世界的出版却使得已经离世的季先生在哥廷根又获得了“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本雅明语）。可见翻译的作用多么大啊！记得20年前，当我和吐尔克教授以及罗志豪教授谈起哥廷根大学和中国的渊源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已故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甚至还提到仅仅短暂客居过哥廷根的开国总理周恩来，这两个名字足以使哥廷根大学引以为自豪。而当我提到学术大师季羡林时，他们却毫无反应，这不禁令我大失所望。而今天，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季先生成了哥廷根的一个传奇人物，近乎家喻户晓。但他们在阅读这本《留德十年》时并不了解，先生的主要成就远不在于此，他的价值还有待于未来的研究者去发掘。这方面我同意陆建德的看法，《糖史》应该是季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我希望能有一位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合作，将这部著作译成主要的西方语言，从而使先生的学术成就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