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10月18日在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被纽约警方上铐拘捕,罪名是无视警方禁令,越过警戒线,进入了曼哈顿哈得逊街的敏感区域——人行道。
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当时正在附近的天光屋,接受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颁发的“年度游戏改变家奖”。沃女士及其伴侣盛装,也正要前往出席同一活动,在此地与大约200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相遇,后者在平和地唱歌,以“人肉麦克风”的形式向州长请愿。
由于大喇叭被定性为扰民的非法工具,人肉麦克风因此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抗议者广泛采纳的公共传播方式,即一人发言,众人复诵。
沃女士随即上前,告诉群众不必人肉,宪法第一修正案早已认定他们有权使用电喇叭,要是他们被捕,全国律师公会将代为上诉。她当场背诵第一修正案条文,群众大声跟诵。她离开前,纽约警察开始行动,隔离并压制群众。沃女士质问警员,后者答复有令,活动期间不准群众使用人行道。她索阅命令,不获理睬,知其撒谎,便回到阵中,说:现在我就要走一走那公共的人行道,大家跟我来。她与伴侣挽手开路,三四十人相随,上了人行道,未阻通行,但四十名白衫高级警员突然出现,用电喇叭(百姓只能人肉,州官尽可放火)发出警告。沃女士缓步上前,礼貌质问,主事警官“充满仇恨地”看了她一眼,吼道:“你让不让开?”沃女士站定了反问:“你给不给我让开?”警官道:“那好,”遂挥手召警,反拧沃女士及伴侣双手,以塑料械具上了背铐,送入厢车,押至第七区警署,收走两人手机,抄下身份号码,在粪味血污的牢中分开关押约半小时。
美国进入终结阶段?
娜奥米·沃尔夫被拘一小时后获释。此前大多数被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也仅被控以轻罪,但她认为有必要做做文章,遂于第二日投书《卫报》,刊文《我怎样在占领华尔街期间被捕》,谴责极权主义者正在侵蚀美国人民的游行示威权。她说,1970年代,人民经常上街示威,随后衰落至今。沃女士还发现,被捕当晚,其他示威者行进到埃里克森街时,见此地已被“冻结”,并被告知,执行任务的为“国土安全部”,而非本城警察。她深感恐惧:若国安部因一位穿夜礼服的中年女作家,即可轻易接管纽约街道,那么“我们便已经进入了美国的终结阶段”,合众国离一个警察国家也就不远了。
沃女士重复了2007年时她对美国人民发出的警告:他们先对付别人——“恐怖分子”、棕色皮肤的人、穆斯林、外国人,然后他们就来对付你们——那些穿着晚装、站在人行道上、守法的美国公民。
通过上载至Youtube网站的现场录像,我们看到,小胡子白衫警官招手捕人前,曾清晰地对沃女士连说三个“请”字,终于无奈下令。而给她上铐子的警察也面有笑容。攻守之间,毕竟不如沃女士所言如此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但在当事者看来,能不能走人行道,在那个晚上已经成了一个关乎美国民主与未来的天大的原则问题。
娜奥米·沃尔夫的女权主义名作《美女神话:美女图像如何被用以反对女性》出版于1990年,轰动一时。
愤怒有理,暴怒盲目
读书报上周曾刊发综述,介绍欧美知识界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和探讨。保加利亚政治学者、保文版《外交政策》主编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1968年的“逆向运动”:“当时欧洲学生上街,申明其愿望是生活在一个与父辈不同的世界。现在学生们上街,却声明要生活在父辈们的世界。”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韦尔纳·米勒(Jan-Werner Mueller)10月24日撰文,题为《全球抗议的语言》。他指出,目前这场运动与1968年并没有太大不同,两者都是自发的——如有人所说,1968年的学生运动实际上出自“存在主义的厌恶”。它们同样也不缺少引起愤怒的事件和书。1960年代有弗朗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英译本名为“Wretched of the Earth”,万冰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04年],现在则有法国老战士斯特凡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以93岁高龄出版的政论小册子《愤怒吧!》[Indignez-vous!,详见读书报2010年12月29日报道]。
米教授说,愤怒(Indignation)不同于暴怒(outrage),当务之急是认清形势,把合理的厌恶转变为愤怒,而不能重蹈1968年的覆辙,任由不切实际的革命理论引导,为一小撮激进分子利用,走向盲目的暴怒。
他说,如果运动基于合理的义愤,没有革命目标便不再是个问题。它会让那些识时务的当权者和精英们认识到人民的愤怒,并创造性地提出应对之策,因为从根本上讲,人民的愤怒不是全面革命,更非虚无主义,而是自由式民主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