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是缘缘堂

    丰子恺有七个子女。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孩子，那就是缘缘堂了。

    缘缘堂是丰子恺在家乡浙江桐乡石门湾设计建造的一处住宅，建成于1933年春天，５年后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缘缘堂是短命的，但对于丰子恺来说，这三个字和他相随了一生，似乎从未分离过。

    缘缘堂坐落在嘉兴与杭州之间、京杭大运河的一个大转弯地带，在丰子恺看来，这里“富有诗趣画意而得天独厚”。缘缘堂被毁后，丰子恺凭记忆描述说：“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正南向的三间，中央铺大方砖，正中悬挂马一浮先生写的堂额。壁间常悬的是弘一法师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和‘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的对联。西室是我的书斋，四壁陈列图书数千卷，风琴上常挂弘一法师写的‘真观清静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的长联。东室为食堂，内连走廊，厨房，平屋。四壁悬的都是沈寐叟的墨迹。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门外种着桃花。后堂三间小室，窗子临着院落，院内有葡萄棚、秋千架、冬青和桂树。楼上设走廊，廊内六扇门，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便是我们的寝室。秋千院落的后面，是平屋、阁楼、厨房和工人的房间。”

    这就是缘缘堂，或者说是缘缘堂的表象。今天再来读这段文字，仍能让人有几分垂涎，但仅凭这样一番记述，还不至于让缘缘堂有血有肉地鲜活起来，到了引人神往的地步。更诱人的，其实并非缘缘堂内外的硬件，而是在主人的刻意经营下，人和屋融为一体所引发的那些情调和意境。丰子恺也曾不惜笔墨地一再回味缘缘堂的春夏秋冬，例如：“夏天，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幻相。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人物映成绿色的统调，添上一种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西瓜开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又如：“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

    缘缘堂落成后，丰子恺在杭州和家乡之间，悠哉悠哉地过着“二加二”的日子，大体是春秋两季居杭州，冬夏来缘缘堂。但这样一种画境般的生活，延续了仅仅五个春秋，便因“暴寇”入侵而化为记忆。缘缘堂的被毁，确实让丰子恺有一种“丧子之痛”。他是在携全家老少十余口“转徙流离”中，从友人寄来的明信片上得到这个“噩耗”的，随后接连写了三篇追念文章——《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倘真的是丧子，恐怕也不过如此了。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一文，通篇就是用拟人手法写成的：“去年11月中，我被暴寇所逼，和你分手……一直得不到你的消息。我非常挂念……噩耗传来，全家为你悼惜。”“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应为中国习俗中的虚岁——引者），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与你再见！”“我犹记得我同你诀别的最后一晚……”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正是一种失去亲人之后的哀痛吗？此后几十年间，丰子恺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印行时，一再以缘缘堂为书名，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等。说缘缘堂是丰子恺七个子女之外的另一个孩子，是并不为过的。

    缘缘堂再好，终归是一处寓所，乃身外之物，即便毁灭，按常理论，还不至于让主人如此大做文章，甚至一生都不能释怀。但常理之外，也常有特例。在那一代文人中，像丰子恺这样极其在意生活细节的，似也极其少见。有缘缘堂之前，丰子恺就曾著文说：“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时表和茶盘等……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他也曾自述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类似当中一些常人往往视而不见的东西，充斥于丰子恺的文字中，几乎能覆盖每一处生活末梢。对缘缘堂，自然更不例外，丰子恺写道：“五年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可见缘缘堂之于丰子恺，绝不只是一个住处，还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他的许多精粹而闪光的思想、智慧、见识，也都体现于上列那些看似琐屑的记述里。

    丰子恺是一个彻底的“趣味”主义者，他可以为这两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字眼放弃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建缘缘堂，自然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条。那么，失去缘缘堂，对丰子恺意味着什么，便不言而喻了。缘缘堂建成后，丰子恺曾受到周围一些人的非议：“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去作寓公。”他的回答是：“但我自以为是。古人有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相信这句话，而且想借庄子的论调来加个注释，益就是利。‘吾生也有涯，而利也无涯，以有涯遣无涯，殆已！已而为利者，殆而已矣！’所以要遣有涯之生，须为无利之事。”这段话也是对丰子恺为什么不攒钱而盖房，并把缘缘堂视若亲人以及由此引来一连串大喜大悲的一个至今仍耐人寻味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