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老板和实业家”

    那些“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家陈祖芬曾在一篇题为《富翁》的文章中感慨到：“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

    卢作孚是谁？毛泽东不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么：要记住那几个中国的工业之父——重工业是张之洞，轻工业是张謇，化工是“南吴北范”的吴蕴初、范旭东，船运则是卢作孚。在过去的历史教育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几位可谓是久违多时矣，甚至他们会是历史的反派吧？不是么，“老板”、“富翁”，会是好东东么？其实呢，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如卢作孚这样的人物，他们曾产生过怎样的作用和影响，那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由卢作孚，又联想到了一些我们已经几乎遗忘的人。那是1939年5月，针对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要求撤换一位不甚知名的院长，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不禁感慨道：“实际中国（高校）各院长鲜有知名者，因中国人传统观念，凡受教育不外乎读书，教育受毕即做文章以与人读，因此受教育者称为读书人，而受毕教育之人称为文人，除读书作文外更无所谓教育，而所谓知名人士无非在各大报、杂志上作文之人，至于真真做事业者，则国人知之极少。

    竺可桢校长的这一段话，如今不做一点注释，恐怕是很少有人能读懂的了。如“永利”、“久大”，曾经是“我国最大之实业”，可惜笔者眼力有限，竟不能得见两大公司的“厂史”，至于其工程师如侯德榜、傅尔攽、孙学悟等，除了侯德榜，更是陌生；此外，粤汉铁路是如何修建的？其总工程师凌勋鸿是何许人也？想来也是一头雾水。然而，大名鼎鼎如胡适之、郭沫若等学者或文人，只要你到今天的书店去看看，或者在报刊或网络上浏览搜索一下，套用一句“汗牛充栋”，不算夸张。其实，当年胡适自己也曾感慨过，他写过一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他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那么，有谁可以配得上是这样的人呢？当时胡适列举了如下的人物：高梦旦、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后来，他又加上了丁文江、侯德榜、陈光甫、范旭东这四人，于是，这总共13人便是胡适心目中超迈前贤的圣杰了。这其中，高梦旦、张元济是中国出版业的巨子（服务于商务印书馆），蔡元培、张伯苓、周诒春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标帜，吴稚晖是思想界的异类，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侯德榜、范旭东是中国现代工业和科学的开山之祖，陈光甫则是银行家，还有一个姜蒋佐，他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了，其实呢，提到他的另一个名字，我们可能就知道了——姜立夫，现代中国的著名数学家。

    胡适曾经有一次去南国的广东，期间与“尊孔”的“广东王”陈济棠谈话，陈济棠大骂：“现存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的教育’；他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胡适则“教训”他说：你“实在不知道中国这二十年中的科学工作”，胡适“随口举出了数学家的姜蒋佐，地质学家的翁文灏、李四光，生物学家的秉志”，结果，居然“都是他不认识的”。（《南游杂忆》）陈济棠所陌生的这些人，他们不仅有事功，更有人格，比如侯德榜，胡适说：“侯先生是我们的化学工业大家，他帮助范旭东办制碱事业，最有成绩。他的为人颇像翁咏霓（即翁文灏），同是中古修士式的清贫高尚。这是我所谓‘新圣贤’之一。”（《胡适日记全编》）

    上述竺可桢和胡适提到的这些历史人物，不知道现在我们学校的学生能知道其中几个？曾经有一个时期，读书界有人称其状况是：所谓“热门书籍”，身在官场之人是必读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小说《曾国藩》，而经商之人则必读高阳先生的长篇小说《胡雪岩》，此外，还须外加一册民国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笔者对此有些“杞忧”，不禁想对众多“公仆”以及公务员或企业家们提一个建议：大家可否匀出一些时间，阅读一点如竺可桢和胡适当年提到的那些旧人和旧事的书籍，或者更上一层楼，索性读一读那些先贤们的著作，因为这些先贤，他们不是光说不练的人，也不是只能做些琐屑的事而胸中没有韬略的人，中国哲学观念史上的所谓“知行合一”，这知、行，以及说、做，在他们身上得到过充分的结合，而他们的事业、言论，都能使后人仰之弥高，又能从当下做起。此外，笔者也希望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能够再版一些他们当年的文集，或者推出一些介绍他们的传记等等，或者不妨径直再版一些如当年《大公报》的徐盈先生所写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华书局1948年版）之类的旧书。

    退居边缘的“第三种人”

    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国从前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彼此几乎不相通，说话也彼此听不懂，不用说互相帮助。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有知识更能实行，能做工还能研究，这就是你们工程师。”（《翁文灏论经济建设》）这所谓“第三种人”，正是当年竺可桢、胡适所提到的那些人物，再比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他曾是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和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当然早已是被人遗忘的人物了，他是继詹天佑之后中国的“铁路之父”，著有《中国铁路志》、《十六年筑路生涯》、《詹天佑先生年谱》等。

    可惜，后来的历史发生了断层，上述的“老板”或“实业家”整体被出局，乃至湮灭在历史的苍茫暮霭之中。其实，就在胡适对“问题和主义”发出质疑和困惑的时候，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毛泽东和卢作孚，后来也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殊途同归，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

    当年恽代英、邓中夏和毛泽东选择了苏联革命式的道路，卢作孚则以为：“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里的所谓“微生物”，就是我们曾经鄙薄过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的事业，如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等。当年卢作孚似乎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所以他会以为“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当然，“历史真相”的事实是革命的“炸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和悲惨的命运，尽管如此，“革命救国”也好，“实业救国”也好，都是“充满爱国热忱”的，只是后者的“第三种人”在“宏大叙事”下逐渐式微了，甚或竟被遗忘了，若论其原因，可能就如经叔平为《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过去我们讲现代史，总是注意残酷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建设的一面，是有一些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