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60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如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叶利钦结束冷战时代等。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在此推波助澜）。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富国如鱼得水，贫国大开血脉。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如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多米诺骨牌式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资本逻辑和技术（工具）理性完成合谋。至此，“文化多元化”逐渐褪去面纱、露出真相；盖因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想主义错觉全面崩塌。

    然而，正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更多的危险。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像钟摆，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国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轮危机也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动。“9·11”事件便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就是说，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并发展再生产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热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两千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即“地雷村”。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或冷热）。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去地域化”态势。

    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阙如的民族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民族。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

    文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文学作为人文明珠，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邱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

    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济和自足自给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而农业民族往往依恋乡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含括。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盖因时代有所偏侧，同时也取决于人类社会及人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学”，便是基于对跨国资本主义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其概念完全不同于1827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猜想。盖因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好逑传》或《萨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融。这多少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儿产生了回音。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已然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化全球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

    人类的自然需求式生产方式早已被资本驱使下的时尚制造方式所取代。人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创意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翻新并制造利润。传统（包括认知、价值观和审美方式）遭到了背弃。这不仅是诸君无谓地抢救“文化遗产”（包括早已被文明遗弃的巫巫傩傩或巫不巫傩不傩的劳什子）的理由，也是人们拼命强调国学（包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潮和近二十年的“国学”热）的重要依据。

    然而，西风浩荡，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取代性、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不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人性如此。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是，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盖因文学是加法，是不可再造的。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了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指我们缺乏思想）。

    但思想理论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除了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坛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以至于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古人的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诸多民族语言正像许多物种一样快速消亡。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流行色调。

    以上只不过是在历史-现实-未来和作家-作品-读者向度或坐标上的一种概说。因此，严肃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必须立足当代，同时又着眼过去、胸怀未来，而不是趋前不顾后式的追逐与同欢，或一味地玩“空手道”，甚至闭门造车、钻牛角尖。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向马克思学习，在认清资本丑恶本质的基础上批判跨国资本主义，从而对诸如村上春树、纳瓦勒·赛阿达维、伊萨贝尔·阿连德等东方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写家以及我们的某些80后、90后作家，甚至知名作家的去传统化写作保持足够的警觉。由此推延，一切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政治化倾向（尽管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同庸俗社会学一样有害。在此，苏联解体之前的文学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车之鉴，而苏联（特别是流亡）作家接二连三的诺贝尔奖同样意味深长。但是，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遭受的各种挤压。这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甚微。盖因利益才是当今世界发展与碰撞的深层机制和最大动力。

    总之，利益决定关系。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和去民族化意识形态色彩，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取利去弊、有持有舍、进退中度、创造性地守护和发扬全人类的美好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获得提升和超拔，无疑是中国作家、中国学者和全体中华知识分子面临的紧迫课题。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为重要，对于守护世界文明生态、抵抗资本的非理性发散与膨胀同样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