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译作的曲折经历

    《四季随笔》是英国作者乔治·吉辛的名作，上世纪40年代，翻译家李霁野开始翻译这部作品，历经出版、寄赠友人、友人临终回寄、粉碎“四人帮”后的再版、40年代在台湾借《四季随笔》、90年代友人带还……简直是难以尽述的传奇。

    一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是19世纪英国作家。他曾先后写出过20多部长篇小说，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其间他还写出一部《狄更斯评论》，十多篇《狄更斯全集》的导言，这为他赢得了些许较高评价；从学业上说，小说或作家研究应当是容易为作者获得“正宗”资格的文体，可是，吉辛却因为写出一部随笔而得到更广泛读者的喜爱。《四季随笔》是吉辛晚年的作品，他几乎是在写作中劳碌一生后，略微有了一点闲暇，有些漫不经心地写这部随笔集的。长久的人生经验，难得的“漫不经心”，使他写出了内在最自然的心曲，不经意间写成可以说最为读者中意的一部书。这样说，对于作者似乎有些残酷，文体不应是判别作品水准高下的标尺，《四季随笔》至今还在流传，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正值抗战，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的李霁野受到日寇逮捕威胁，于1943年初离别妻子，经天津、徐州，再转洛阳逃到重庆。初到重庆，经曹禺介绍，到内迁至此的复旦大学任教。课余，李霁野又开始他的翻译工作。

    李霁野的名字为人所知，主要就是从他和几位“小青年”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未名社”、翻译出版作品开始的。在这几位年青人中，他是十分勤奋的一个。除去受到鲁迅直接指导的翻译剧本《往星中》，他还先后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及使他获得很大名声的《简·爱》。抗战期间他费四年半时间译出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非常可惜，译稿寄到香港后，为日寇的侵略所毁。在重庆北碚教书期间，他又恢复了边教学边翻译的方式。

    在这里，李霁野选择的是他一直喜爱的《四季随笔》。《四季随笔》的文本并不算长，内容又与译者心性相近，很快的，他就将该书翻译了出来。在《四季随笔》的翻译过程中，他应老友台静农邀请，去为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青年作了一次演讲。演讲中，他随手拈来，引这本书中内容来表达意思：“最近翻译吉辛的《四季随笔》，其中有一段将这个意思讲得最好。他引约翰生的话：在读过书和没有读过书的人之间，同死人与活人之间，有同样大的差别。”对于读书与生活关系，这样似乎有些绝对的话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翻译过程中，李霁野还就文中引述的希腊和拉丁文字，向杨宪益、方豪两位学者请教；法文部分，他请了自己一位曾在法国留学的学生金琼英予以校正……《四季随笔》译毕后，恰好《时与潮》杂志约稿，李霁野寄交过去。稿子后来在期刊上分期发表出来。

    二

    1946年10月，应许寿裳邀请，李霁野来到台湾，参与那里的台湾省编译馆工作。因为有编辑外国文学名著的任务，他手头有现成翻译好的并发表过的《四季随笔》，经过一番校对，又用日本版的该书注释本添加了一些注释，《四季随笔》中译本便于1947年由台北的台湾省编译馆出版。当时印制了两千册，许寿裳还特别加印50部精装本，用以分赠内地各大学图书馆，因为这是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印行的第一本书。

    该书印出后，李霁野赶紧寄了一本给老友陈翔鹤（著名作家），因为他早年在北京开办“未名社”时，与陈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两人都喜欢的《四季随笔》。由于各自经历不同，陈翔鹤谈及该书的文学和人生哲学为多，而李霁野却多涉及作者吉辛的清贫生活给他带来的时间和精力的损失。当然，他们共通羡慕的，是作品中那种宁静闲适、能够充分感受大自然恩赐的境界，这也成了两位中国青年联系的纽带。

    1949年后，李霁野与陈翔鹤在天津见面，后来又共同到四川参加“土改”，朝夕相处几个月。有意思的是，两人竟然都没有提到这册赠书。李霁野后来分析：大约是因为当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情趣也就发生转移的缘故。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李霁野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接到陈翔鹤寄来这册早年所赠的《四季随笔》。当时他没有感到惊奇，感到的是友谊，心中颇欣慰。但不久，便传来陈翔鹤逝世的消息，他这才意识到，寄回赠书是老友在向自己道别呵！但那种混乱中，他甚至不能告诉家人这件事，只能默默流泪，在心中纪念。

    《四季随笔》出版后，李霁野又将《鲁拜集》用五、七言绝句的形式译了出来，已经打好了纸型将付印之际，因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台湾第一任省主席魏道明到任后，做了一些政府方面的补救工作，可同时却解散了编译馆。李霁野只好转到台湾大学外文系工作。为给《四季随笔》加注，他从台湾大学借了一册该书的原文注释本。这个注释本是日本出版的，由市河三喜注释。其中对文中引述的希腊罗马作家的文字出处，在李霁野翻译时给了他很多的帮助。1949年4月，为避当局迫害，李霁野深夜离开台北，这部书便带回到大陆。

    三

    “文革”后，李霁野打算再版《四季随笔》。为写新的序言，他请一位澳大利亚研究生帮助复印了几本关于吉辛的研究著作，又请加拿大任教（后来也受聘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叶嘉莹教授从美国图书馆复印寄赠了吉辛论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著名文章……借助资料，他写出了长篇序言，对吉辛及《四季随笔》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并将书交付出版社。

    这本是一件于文化大有益的事，可结果不令人满意。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将这册经李霁野费尽心力改过底本、清样的书印得乱七八糟。旧版上书名号及人名，均在文字下打横线表示，可这家出版社，却一面打上书名号，同时又依照旧版在文字下划线表示，真正新旧不分。其它中文、外文错误达到上百处……

    当年李霁野曾与鲁迅、曹靖华、台静农等人创办未名社，出版过不少著作，不料几十年后自己的译作竟印成这个样子。由于错误太多，他在给友人送书时，不愿签名，只附一份长长的勘误表。此事引发读者不满，有人便投书《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对出版社予以批评。后经李霁野努力，出版社将原版挖补，略加改正，又印了一千册。

    吉辛的作品在国外是很受冷落的，可是这部《四季随笔》在中国读书界却不寂寞。散文家梁遇春在他的“海外书话”中专门记述吉辛及这部作品：“他终身住在伦敦小屋的顶楼上，和下流的人们一起过活，深尝过贫穷的苦痛，所以对于下等社会特别有同情。他又是个悲观主义者，觉得世上无处不是凄凉的境地，太阳光总不会射到屋里。他极能道出失败人的心理，并且他的失望始终含有惆怅的诗意，所以他的书对于沦落的人们有极大的魔力。”“他晚年写有一本散文，充满了恬静幽怨的情调，是散文里的一部杰作。”

    郁达夫对这部书也很是欣赏。他在《静的文艺作品》一文中这样说：“其他若George Gissing的《亨利·莱克洛夫脱的手记》（按：即《四季随笔》）……象这一种遁世文学，我真不知收集了多少册，读过了多少次，现在渐入老境，愈觉孤独，和这些少日的好友（按：指此类作品），更是分不开来了……所以对于争生存争面包忙得不了的现代人，于人生战场上休息下来，想换一换空气，松一松肩膀的时候，拿一册来读读，也可以抵得过六月天的一盒冰淇淋，十二月的一杯热老酒的功用。”

    此外，周作人、叶灵凤等也都在他们的文字中留下了吉辛的名字和对《四季随笔》的印象。除去这些直接谈论到吉辛这部作品或译本的中国学人，还有一些行家里手也表达了自己的欣赏。外国文学教授杨岂深在一次外国文学学会的会议上见到李霁野还特别催促将《四季随笔》校改后重印。此外，还有件事可以反映读者对《四季随笔》的喜爱。一位外语学院的学生在学校期间读到此书。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还想重温这册书，便致函李霁野，希望能借给他再读和抄录，李霁野将自己手头唯一的样本寄给了他。

    四

    1990年，台湾的著名学者台静农托嘱学者秦贤次等专程到天津看望李霁野，还带来一本台静农保存多年的《四季随笔》台湾版。此中情谊，令李霁野异常激动。借此机会，他将借出40多年的《四季随笔》注释本交给秦贤次，请他带回归还台湾大学图书馆，并在附信中这样陈述这段不寻常的过程：

    “我1947—1948年曾在台湾大学外语系教书，平时借书多次，随时还去，极感方便。1949年4月，我不得不匆匆离开台北，手头借的两本书无法奉还，多年来因不能通邮，转托人又怕丢失，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幸而现在两岸日趋和好，从台北来探亲访友的人日多，现在两位朋友来自台北，到津看望我，特托他们将书奉还。对不起之处，还望原谅！”

    这段情缘，秦贤次用笔记述下来，发表在台北报纸上，引发读者诸多感慨，大陆报纸也纷纷转载此消息。

    上世纪90年代，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霁野为了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也为了纪念许寿裳先生，同意印行《四季随笔》台湾新版。他在新版前的序言中介绍了该书的一种意义：“《四季随笔》原书，再翻看一过，不少段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首先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和为祖国文化特别是文学传统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夏’节中，吉辛写道：‘今天我读了《暴风雨》……它是至高的想象力的成熟的果实，是一个大师的手所写的完美的艺术品……它包含着最高贵的沉思的段落，莎士比亚最后的人生观的段落，最美妙的抒情诗、最温存的爱情的段落和对仙乡的一瞥……在许多使我愿意生活在英格兰的理由之中，能用本国语言读莎士比亚是其最主要者之一……’”

    李霁野通过英国人喜爱莎士比亚，喜爱本国文化为例，表达了大陆及台湾人民的文化共同，心声一致的不可分之处。“《四季随笔》原印数不多，但颇有读者想看这本书而苦于买不到……现在两岸文化交流日增，是可喜的现象。祖国和平统一的实现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看来为期不远。我很乐意地接受台湾志文出版社的建议，印行《四季随笔》台湾版，作为两岸民心已经统一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