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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先生在《时下的传奇》一文里，借鲁迅的话，说我是“粪帚文人”，不光我是，我的嫡祖也是。他的文章，我另有回应，这篇不是，是由此而想到了另一个话题。这篇文章里，我仍称之为黄裳先生。我可以不尊重黄先生的人格，却不能不尊重我自己的良好习惯。
2007年，我在《山西文学》三期上发表《黄裳：这样的藏品也肯卖》，是因为二期上发表了沈鹏年的《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想让刊物热闹一下。我说的是，在一本名为《百年墨迹——亦孚藏品》里，看到二十几幅原属黄裳的书画藏品，据收藏者潘亦孚先生说，是他从黄裳手里买的，货款两清，皆出自愿。其中两幅，我认为是不该卖的，一幅是张充和的书法精品《归去来辞》，一幅是胡适的书法精品《贯酸堂的清江引》。
这两幅书法，都大有来历。1949年元旦前后，黄裳因仰慕张充和的书名，托靳以先生求书法于张。张刚结婚，要与夫君一起赴美，来不及写。但靳以托写的纸条，一直保存着。改革开放后，1981年卞之琳先生赴美讲学，看望张充和，张提起旧事，选了自己的书法精品《归去来辞》，连同托写的纸条，一并让卞带回国内给了黄。过了两三年，张充和回国探亲，在上海见到黄，言谈间，黄说他喜爱胡适的书法，曾有一幅，无奈“文革”中怕惹事焚毁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美国后，张便将自己珍存的一幅胡适的书法《贯酸堂的清江引》寄给了黄。
事情的经过，不是听谁说的，这两幅书法上，都有张充和的小字跋语。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样的藏品，这样的跋语，会作何想，我的感叹只有一个，就是：这么曲折得之，这么蓄满情感的藏品，怎么能说卖就卖了！
黄先生没有回应。几年间没有动静。得承认，这也是一种态度。事情虽然错了，骨气还是有的，就是不认错，你要怎么样？当今之世，不管是什么骨气，有骨气的人，还是让人敬重的。今年年初，见了黄的《时下的传奇》一文，才知道对我揭示此事，这些年来，黄先生一直憋着一肚子的腌臜气。可见我过去的判断大抵不错。
闲来无事，上网浏览。没想到的是，那幅张充和送给黄，黄卖给潘亦孚的《归去来辞》法书，香港的董桥先生在某次拍卖会上拍下又送给了黄。物归原主，喜不自胜，黄写信给董，表达谢意。这封信，让我一下子释了多年的重负。过去认为黄在此事上，是英雄好汉，背着牛头不认赃，绝不会“赋得一个悔字”。真要那样，神仙也得服气。而信上说，他“悔”了，也“惭”了。我大乐。
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若是没有这回事，黄先生会不会悔且惭呢？
我以为是不会的。再悔再惭，又回不来了，悔个什么，惭个什么。徒然让韩石山这样的“粪帚文人”看笑话吗？黄先生再老也不会这样糊涂。
由此推想，若再有一个好事者，拍得胡适的那幅《贯酸堂的清江引》，再送给黄，他还会悔一回惭一回的。一文不值的悔与惭，与现在可卖到十几二十万的胡适法书，孰轻孰重，黄先生老迈并不昏庸，还是能掂出分量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黄裳先生该不该收受董桥的馈赠？
我以为是不该的。人不能见猎心喜。
黄先生最好的处置应当是，写上一封信，说完感谢的话之后，再说以下意思的话，我且代为拟之：“文人收藏，及身而散，与隔世而亡，原无差异。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楚人事也；文人失画，文人得之，文人事也。此件在尊府，与在寒斋，有以异乎？庋藏得人，足慰我心。敬谢不敏，想能鉴谅。”
有人说，你这不是胡扯吗，世上哪会有如此风雅之人。
我以为必须这样做。
一是，张充和先生是个恪守信义又注重友情的人。相隔30多年后，还保存着请托的纸条，还践行了旧约，这是恪守信义。见朋友想得到一幅胡适的字，忍痛割爱，这是注重友情。黄裳先生记述此事的文章，叫《宿诺》，这一宿，就是30多年，这一诺，千金都不止。二是，张充和先生1949年年1月离内地赴美，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几十年后仍如此古道热肠，以践前诺，是相信像黄裳这样的文化人，虽迭经艰险，还没有沦落到“洗心革面”的程度，还保持着旧时代文化人的良知良能。
黄先生卖此件，在1990年前后，董桥先生拍得此件在2004年，这期间张充和先生仍健在，此两事，当全都了然。你让张充和先生，如何看待内地文化人的品格？
从各种记述看，香港先生董桥其人，对张充和的敬仰程度，远胜于黄裳，港美之间的通讯，何其便利。董拍得此件，再回赠黄氏，能不沟通？此中固有侠义的一面，能说没有小觑乃至鄙弃的可能？连贾平凹都知道，见旧书市有自己赠某人之书，遂买下再题字再赠之，这种雕虫小技，董氏能不谙熟？黄氏不察，欣然领命，毁弃的岂仅是一己的人格？
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当初说黄先生骨气如何，实在是言不及义，风了马牛。他要是真有那么一丁点骨气，也就不会做出卖掉张胡二位法书的事了。没有前面的事，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怨不得黄先生，只怨我自己太懵懂，早就应该想到，社会上什么人都有，文化界也不会什么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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