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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接过报告初稿的铅印本，有些担心地问道：“你们看行吧？”
再复说：“几位专家和荒煤同志都过目了，说行！”
张琢也说：“我看没有什么问题！”
周扬点点头连说：“那好！那好！我仔细看看。”看来，他是隐约预感到了一些不利的风声。
公元1981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国内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规模和阵容，堪称空前。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对这段活动做一下回望，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充分细致的准备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早在1979年初就开始准备了。
1979年3月，文学研究所成立了鲁迅研究室，第一项任务就是筹备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5月8日，在新侨饭店召开大会。会上周扬和茅盾发起成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并做了颇有新意的报告。我记得当谈到鲁迅精神时，提出了怀疑精神。这是过去无人提过的，全场惊起一片波澜。
10月，我终于在林非、刘再复先生和曾普同志的艰苦努力，和沙汀、陈荒煤、王士菁、王瑶先生的全力支持下，进入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立即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参加了《鲁迅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和李宗英大姐一起到冯至先生家约稿，记得冯先生当时跟我们说：一个研究室，在十年之内，立起几套大部头的著作，才能说是有成绩。以后又一同去天津向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刘家鸣、张菊香、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鲍昌、王锦泉、辛宪锡、李永寿等先生约稿。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到多伦道孙犁先生家里拜访，他表示身体欠佳，站起来，头就晕，恐怕写不了。后来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表示歉意，字写得很流畅，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林非先生还带我们到杨霁云家造访，我自己又去了孙用先生家约稿。孙先生老实厚重，表面木讷，内心实诚，他谦虚地说他写不了。后来又去过虎坊桥端木蕻良先生家里，他正在和夫人一起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但还是忙里偷闲，不久就寄来了稿子。拿到稿子后，我们立即在鲁研室小屋中编校、送审。1979年12月《鲁迅研究》第一辑终于编审完毕后，我提着稿件包，和李大姐一起冒着寒风，乘1路公共汽车来到东单邮局，挂号寄往上海文艺出版社。
12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正式在西苑大旅社成立。那时的西苑大旅社，还是一片平房，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从门口到会场要走很远的路。开会了，周扬先讲了话，表示对鲁迅的尊敬，庆贺能够在这里正式成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荒煤同志等也讲了话。然后大家举手表决同意宋庆龄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周扬、茅盾任会长，王士菁、王瑶等先生任副会长。
不管怎样，中国鲁迅研究学会总算搭起了架子。会后印了很多会员表，分寄给要求入会的同志，他们填写完毕后再寄回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室里的人都算是当然会员，其他室的同志，凡来要表填表的都算会员，没有要的就算没有参加。这项工作，也是我和李宗英大姐一起在鲁研室的小屋中做的。记得当时屋里很昏暗，空地也很少，但李大姐还是非常认真地把填好的表与空表分开，整齐地叠在桌角，工作十分细致。可惜李大姐不久就查出肺癌，很快去世了。至今想来仍感怆然。
1980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3月30日至4月5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筹备会议和撰稿座谈会，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学者集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盛会。
由于林非先生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协助编定1981年版《鲁迅全集》，这次会议具体的会务工作，是刘再复先生主做，我全力协助。李何林、陈涌、王瑶、唐弢、严家炎、孙玉石、袁良骏、王得后、陈漱渝、陆耀东、阎愈新等鲁迅研究学者几乎全部到会了，连当时还是王瑶研究生的钱理群先生也到场了。
会议就要开始，我在门口迎来了荒煤同志，他让我找几张纸来，我赶快找来交给他，他立即在纸上草拟发言提纲。会议开始后，就第一个发言。大意是说自己和周扬等同志30年代对鲁迅理解不够，而正因为如此，现在更加要予以弥补，更要下力研究鲁迅，纪念鲁迅。李何林先生也讲了话，说要坚持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王瑶先生的讲话，说无论是从宏观研究来说，还是微观研究来看，鲁迅都是认识中国的最好窗口，声音很宏亮，很富有激情，也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大型会议之后，又分大区进行分组会议，具体商量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记得武汉大学的陆耀东先生主要写论鲁迅与尼采的文章，扬州师范学院的曾华鹏先生主攻《野草》研究。都引起大家的注意。
会议最后一天，周扬同志来了，与大家见了面，做简短的讲话，就在工人体育场外面的广场上与大家合了影。
4月份在日坛路附近的宾馆又开了一次小型的组稿会，请北京的杨霁云、林辰等先生和陕西的胡采、四川的黎本初来过之外，就再没有开会，让大家集中精力撰写论文。
一年以后，纪念日已经迫近，1981年4月准备工作又紧锣密鼓地重启了。决定召开三处筹备会议：一处在北京，找北京的鲁迅研究专家会商论文撰写进度；二处在扬州，召集华东等南方地区的专家会商；三处在大连，召集东北、华北、西北等北方的专家会商。
林非先生的《鲁迅全集》审定工作已经完成，全力以赴组织筹备会议，北京的会由他召集，我一人承担全部会务。会议在崇文门饭店召开，专家们都说一年多以来一直在积极准备，有信心拿出有分量的论文。会后不久，我就和林非先生、李宗英大姐以及刚调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卢济恩先生同行下扬州，召集南方的筹备会议。扬州的会议也开得很好，与会的学者都能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几天，曾普同志主持了大连北方会议也回来了，他说效果也非常好！就等着召开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了。
当时，称北京鲁迅博物馆为“西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为“中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为“东鲁”。并说“东鲁”是周扬等人为了与李何林的“西鲁”对峙而成立的。但是据我的切身感受，觉得“东鲁”林非先生以下是绝无此念的。林非先生多次跟我称赞李何林先生，说李先生是老革命，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人很正直，很了不起。从扬州回来的6月的一天晚上，和他夫人肖凤与我一起特地从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步行到史家胡同5号里院李何林先生家里，前去探视和约稿。
二、刘再复为周扬起草报告
说话到了七月，纪念大会越来越迫近了。最主要的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要为周扬同志起草一份高水平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报告。荒煤同志和王士菁、林非先生，都很重视这件事情。确定刘再复先生主笔，他又选定了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先生和我协助。
当时，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业已正式成立。邓颖超同志任主任委员，第一副主任委员周扬、副主任委员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以及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各协会的负责人朱穆之、廖井丹、贺敬之、李卓然、周巍峙、邓力群、陈荒煤、傅钟、林林等。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的具体事务由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文联一位人称小乔的同志为我们在燕京饭店包下两间房子。再复是主笔，单住一间，我和张琢合住一间。
住下之后，首先去周扬同志家中听取他的意见。周扬当时住在西单东南一条胡同口的独院里，外院一间房子全放着满书架的书，里院住家和会客。周扬夫人苏灵扬也出来迎接，她很瘦小，头发全白了，但显得很精神。
周扬在里院客厅里跟我们详谈，他说：30年代，因为年轻幼稚，对鲁迅不理解，不尊重，不能充分认识鲁迅的价值。后来，特别是遭难之后，重读鲁迅，才愈加认识到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无人可比的，尤其是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有深刻的认识，真是个天才。我们现在一定要继承鲁迅的传统。
听过周扬同志的意见，我们回到燕京饭店，就开始讨论报告的大纲。张琢不愧是哲学研究所的人才，思想异常活跃，口若悬河，和再复一起拉出文章路子。我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可谓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一边听着，说话不多。
再复是快笔，拉下路子后就执笔写出草稿。八月下旬，再复写成了近两万字的初稿《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由我打印成册后又送给有关人员过目，记得当时一走出燕京饭店就跟入了蒸笼一般，炎热难耐。我冒酷暑来到劲松4区樊骏先生家。敲了一会儿门，他从门镜看见是我，才开了门。原来他一般在家里是不待客的，特别是女性，常常拒之门外。我进了屋，见他一人正在煮挂面，水开了，刚要下面，他赶快关上了煤气。这时的樊骏，虽年届五十，但显得很年轻，像三十多岁，英俊白净，细高清朗。这样德、才、貌三全的人竟然不但不结婚，连女朋友都不交，令人费解又钦佩。我知道他很忙，自己也要到别家送稿，就没有入座，也没有多说话，立即将再复起草的周扬报告初稿交给他，请他指正。他满口答应。
两天后，樊骏先生就来到燕京饭店，与再复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很好，这么短的时间就写出近两万字，质量上乘，很不简单。只对个别地方提了些修改意见。
林非等先生的反馈也来了，都表示肯定。
最后交给荒煤同志，记得送稿是在晚上，去他木樨地的家里送交的。他说连夜看，约好第二天他上班时在木樨地拐角等他，他把改后的稿子交给我，由我拿到文联铅印。翌日一早我就如约等候，不大一会儿，他和夫人的黑色汽车来了。荒煤同志从车窗把稿子交给我，车就开走了。我看了稿子，见逐页都有修改的笔迹，首页右角有荒煤同志的批字：请文联打印。看来他是开了一个通宵。我立即回燕京饭店把稿子交给再复、张琢看，他们都很高兴。
仅隔一天，我就从文联取回了周扬报告的铅印大字本，印得非常漂亮。
八月底的一天，再复、张琢和我三人来到东单的北京医院后院高干病房，我们问一位女医生周扬住哪间病室。女医生告诉了房号，笑道：“‘四条汉子’在我们这里住了三条。”这是指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同志去世了。又说：“周扬正看牙呢！”
我们等了一会儿，周扬同志回来了，态度非常亲切。他坐在沙发上，接过报告初稿的铅印本，有些担心地问道：“你们看行吧？”
再复说：“几位专家和荒煤同志都过目了，说行！”
张琢也说：“我看没有什么问题！”
周扬点点头连说：“那好！那好！我仔细看看。”看来，他是隐约预感到了一些不利的风声。
这样，我们就不多耽搁，起身告辞。
过了几天，文联的小乔同志又在友谊宾馆南楼二层租了一个套间，中间一大间，东西两头各有一小间。我们又搬到那里去了。
原以为周扬报告已经完成，只需静等开会了，又风云突变，王任重、林默涵认为报告不能用，要重写。那天我有事外出，再复和张琢应招前往北京医院。回来后，两人情绪都不好，再复对我说：“王任重和林默涵一边一个，坐在周扬同志两边，说这个报告不行，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提什么作家良知。张琢和他们争了起来！”最后说林默涵要另组织班子写。
翌日晚上，林默涵和林非先生等来到友谊宾馆会商，决定重写。再复和张琢表示退出，不在这里住，林非先生只好同意，但让我还留在这里顶着，打理日常事务。第二天早晨，再复、张琢就走了。傍晚，林非先生又来了，带来一位外地大学的老师，让他和成志伟同志一起写。
成志伟同志在西头小屋里，外地老师在东头小屋里，我则在中间厅房里静候。看着他两人日夜苦写，也颇同情。三天过去了，他们写出了草稿，我看了一下，觉得太仓促，但也只能拿去交差。为了使两人都不致白写，我将两篇文章拼在一起，中间衔接了一下，就上交给林默涵的秘书孙浩同志。他接过稿子，又拿过一叠文件让我带回去。
及至晚上人们都入睡了，我才打开孙浩同志给我的文件细看，原来是周扬同志在再复起草的报告稿上的修订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周扬自己加的小字。对于一位老人来说，真是不易。稿子上面是别在一起的三张便笺。
第一页是孙浩同志的，上写——
刘再复同志：
默涵同志嘱将此件送您，现奉上。
敬礼！
孙浩
12/9
第二页是周扬同志秘书谭小邢同志的，上写——
默涵同志：
此件周扬同志嘱送您参阅。致
敬礼！
谭小邢
9.11
第三页是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给王任重打的报告和王任重的批示——
王任重同志：
周扬同志嘱，将他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草稿）送上，请审改后退回。（退件请交中国文联）
此致
敬礼！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盖章）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
王任重在报告的王任重名字上画圈引出箭头，用铅笔写道——
周扬同志：我看了一下，提了几条意见，主要是要把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加进去，鲁迅批判过这一类的错误观点，如“不要框框”、不讲阶级性、超阶级的人和人性等，有些与中央指示精神不合拍。写出之后是否可找一些文艺界负责同志一起讨论一下？你召集，我参加。
9.8日
左下角有：“任重同志批处787#”，再下面又有：周384
我看了，不敢停留，翌日就交给再复看，林非先生也看了一下。因为我一直是鲁迅研究室的学术秘书，主管室里内务，深得林、刘二人和曾普同志信任，所有的文献资料都由我保存。他们又照惯例交我存处，直到现在仍然妥善保存在我的资料柜中。
再复见到王任重的文字批示，就准备把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发表，不做周扬同志的报告，文章发表时署他、张琢和我三人的名字。我觉得自己没有参加写作，很有愧，不敢当。
然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听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邓颖超同志有话：开展批评，也要把话说得软一些，不要太硬。并说她已经读完报告初稿，写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希望在作家和诗人前面都加“革命”二字。王震也在报告初稿上批示：周扬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凡是精彩的地方，我都用红笔划上了。邓颖超和王震两位老同志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最后决定还是用再复的稿子。
三、纪念大会与学术讨论会
经过充分的筹备，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9月17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正式举行。
这次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鲁迅研究学会联合主办。作为全国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活动之一，由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活动组负责具体工作。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缺台湾省)和中央有关单位，推选了170名正式代表出席学术讨论会，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还推选了本民族的代表参加。代表中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6岁。女代表6人。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老专家，有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还有鲁迅研究工作的组织者，鲁迅研究论著的编辑、出版和翻译者。讨论会最后收到各地推荐论文共173篇。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一次空前盛大的会议。
最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印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的同志，把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十六卷本精装《鲁迅全集》摆放在入门处的售书柜台上，把大家都吸引过去。我当场就购买了一套，时价是62元。现在看来是太便宜了，然而要知道，我那时的月工资只有56元啊！
有关这次盛会的记录，资料较多，不再交待。
记得会后回到鲁研室上班，王士菁先生一来，就从提包里拿出一套书给我，我赶忙起身郑重地接过来，一见是周扬同志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扉页上写道：
赠梦阳同志
周扬
一九八一年
王先生说是周扬同志送的，协助他起草报告的同志每人一套。我请王先生代为致谢。三十年来，这套书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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