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家藏档案始末

    罗振玉“家藏”档案——是指罗振玉1922年在北京琉璃厂首次购买的部分明清历史档案。他在买的过程中，知道了清内阁大库旧档将送到造纸厂作“还魂纸”的消息，于是便想方设法举债买下了全部档案。也许是因为这次购买，成就了罗振玉对险遭毁灭的大库档案的第二次抢救，具有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所以尽管他购买的大批档案几经易手，但这些档案却一直保存在他的身边，学界称之为罗氏“家藏”档案。

    罗振玉第一次抢救内阁大库档案是在清朝末年，内阁大库失修，这里存放的大批明清档案被奏请销毁。时任清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在去内阁大库接收图书时，发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便提请主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将其搬到学部保存。几经周折，这批档案得以保存在国子监敬一亭。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保管这些档案。由于北洋政府财政问题，无力再保管这批档案，1921年春，历史博物馆把存放在国子监的大部分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作价4000元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纸店的人并不了解这批档案的价值，为了赚钱，就抽出了一部分在厂肆间出售，其余的准备运到定兴、唐山两地的造纸厂化浆造纸。

    罗振玉当时住在天津，一次到北京办事，偶尔看到有人在卖“洪承畴揭帖”及“朝鲜国王贺表”等档案，马上意识到这是大库旧档，当即买了下来。同时又打听到这些档案将要面临毁灭危险，于是和朋友金梁找到纸店，以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下了这批档案。他将大部分档案在北京租房存放，将一小部分运到天津进行整理，并出版了《史料丛刊初编》22种。但后来终因为财力不济，无法继续保存和整理如此巨大数量的档案。无奈，只好于1924年，将全部档案转售给了前驻日公使、大收藏家李盛铎。不过在北京琉璃厂买的这些档案，没有随大批档案一同出售。罗振玉将档案卖给李氏后，还一直关注在市场上流散的大库档案，几年间又陆续收购了很多。

    1928年，罗振玉迁居旅顺，也将这些新购买的档案随其他文物一起带到了旅顺。1933年，罗振玉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申请到日本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部和伪满洲国的资金，在旅顺设大库旧档整理处进行整理，到1936年整理完毕。共整理明清档案64，000多件，全部捐献给了伪满洲国奉天图书馆。但其家藏档案没有随之一同捐献，一直保存在大云书库中。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苏联红军对大连实行了军事管制。这期间苏联红军征用了罗家的住宅及大云书库，导致罗家不少珍贵文物和图书流散民间。

    大连市人民政府接管大连后，十分重视罗家流散在民间的文物，从1954年至1958年，在旅顺及大连市区大规模征集罗家旧藏文物数千件。主要从私人及废品收购站征集到大量文物及图书档案，其中包括明清历史档案230多件。关于罗振玉家藏档案的数量，罗福颐先生在其1948年撰写的《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一文中提到：“昔旅寓家藏，仍有二三百件。”这与旅顺博物馆现存档案数量基本吻合，只有少部分散佚。罗福颐先生在该文中虽然列举了几件档案，但没有对全部家藏作整体介绍，因此罗振玉家藏档案的内容，至今不为学界所知。

    我们之所以确定罗振玉家藏档案是1922年购买的，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在旅顺博物馆现存档案中，仍然保存有当年购买的“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贺表”。二是这些档案上都钤有“臣罗振玉壬戌所得内阁秘档”朱文长方印。壬戌年即1922年，是罗振玉第一次购买档案的年份，他在印章中刻上时间，完全是出于纪念的目的，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档案的珍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见证了发生在上世纪初的“八千麻袋”事件。下边是罗振玉家藏档案的大致内容：

    1.揭帖2件。如清顺治4年《招抚江南各省内院大学士洪承畴揭为招抚湖广兵部右侍郎江禹绪病剧恳祈罢斥事》（即著名的洪承畴揭帖）

    2.塘报1件。如清顺治4年《巡抚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景道塘报》。

    3.咨文1件。如明崇祯年《镇守东江总兵黄龙咨朝鲜国王文》。

    4.移会1件。如清乾隆年《吏部验封司给实录馆移会》。

    5.贺表10件。如清崇德4年《朝鲜国王李倧贺正月元旦表》（即朝鲜国王贺表）。

    6.实录2件。如明天启年《熹宗实录》。

    7.会试卷13件。如清顺治3年《刘廷训殿试卷》。

    8.地亩册6件。如雍正7年《高桥驿地亩旗界村名细册》。

    9.黄册24件。如乾隆56年《漕运总督造送漕标9营兵马匹数目黄册》。

    10.官员名册2件。如清顺治6年《湖广巡按造报卓异官员名册》。

    11.金榜2件。如清同治4年《金榜》。

    12.家谱2件。如清《镶黄旗满洲钮钴禄氏弘毅公家谱》。

    13.官员考绩5件。如清顺治年《江南巡按造报大计官吏贤否文》。

    14.布告2件。如清嘉庆年《广灵县知事布告》。

    15.诰命26件。如清顺治年《赠梁清标祖母李氏为一品夫人诰命》。

    16.奏本12件。如清乾隆16年《大学士傅恒等奏本》。

    17.敕谕30件。如明崇祯年《谕琉球国王敕》。

    18.外藩进贡3件。如清嘉庆元年《暹罗国王郑华贡物表》。

    19.满文老档6件。

    20.题本20件。如清《管理吏部刑部理藩院事务总管和坤等题本》。

    21.玉牒2件。如清《宗室玉牒》。

    22.契约10件。如清嘉庆7年《金宏朝贷款契约》。

    23.科钞3件。如明崇祯年《兵部科钞》。

    24.起居注5件。如清康熙19年至24年《起居注》。

    25.其他34件。如清《平南王事实册等》。

    罗振玉家藏的这些档案，不仅具有值得特别纪念的意义，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如《顺治十八年围剿郑成功海上武装敕谕》，是研究郑成功抗清斗争的第一手资料。郑成功的武装在清朝政府的重重围剿下，为什么仍然能够坚持数年与清军抗衡，个中原因清朝最高统治者十分清楚，但却又无可奈何。据该敕谕透露：“逆贼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滋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支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向因海滨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

    其实早在顺治13年，(1656)原郑成功手下降清将领黄梧，向朝廷献计：“迁沿海居民距海三十里之内地，不令人居”。（见刘献廷《广阳杂志》卷三）清朝政府已然下了“迁界令”，但收效甚微。无奈之下，顺治皇帝又于顺治18年下了这道敕谕，命令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务须严立保甲之法，不时严加稽察。如有前项奸徒通贼与犯者，即行擒拏，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其保甲十家长，若不预行出首，亦照通贼叛逆律治罪。”从这则敕谕中可以看出清朝政府急于消灭郑成功武装的迫切心里，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收效仍然不大。

    再如明崇祯皇帝于崇祯二年《册封琉球国王敕谕》，是研究明朝册封琉球国历史情况的珍贵史料。自明朝永乐二年（1404）明朝政府第一次遣使册封中山王始，共册封琉球15次，琉球国一直与明朝保持着藩属关系，此件是明朝对琉球的最后一次册封。敕谕全文如下：“皇帝敕谕琉球国王世子尚丰。得奏。尔父王尚宁，于泰昌元年九月十九日薨世，尔以世子理宜承袭。特遣户科右给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杨抡，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嗣理国政，并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念尔父绍膺国统，坐镇海帮，率职输诚，慎终如始，中遭邻侮致堵安。克绥提封，迄于末世。尔以原胤，国人归心，嗣服之初，倍宜兢惕。其尚祗循侯度，恪守王章。褆身以率励臣民，饰政以辑宁城邦。绸缪窗户，保国藩篱，应无忝尔前人。用副予之显命。钦哉。”敕谕中提到的“中遭邻侮”，是指明万历40年（1612）日本出兵侵入琉球、尚宁王被俘一事。另据《明史》记载，琉球王尚宁卒于1620年，其子尚丰于1623年请封，但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及清兵压境等原因，直到1633年才完成册封。尤其此敕谕已经送达琉球，为什么又会回到内阁大库中，这对研究清朝的册封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案例。

    罗振玉迁居旅顺后，便开始对这些档案进行研究，1943年结集出版的《车尘稿》等一些著作中，有不少文章是他对家藏档案的研究心得。如《顺治康熙两朝会试制度考》便是其中重要成果之一。罗振玉得自内阁大库顺治、康熙两朝四科会试硃卷130册，家藏档案中保存有13册。罗振玉通过对这些试卷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顺康两朝的会试制度，补正了《皇朝文献通考》中的疏误。如《通考》中记载清代会试以《孝经》命题始于顺治16年，即朝廷颁行《孝经衍义》于学宫，“命考官二场以《孝经》命题。”罗振玉对此作了细致的考证，指出：“《孝经衍义》以顺治13年敕修，康熙21年续辑成书，29年刊行，30年始颁行各省学宫，无顺治16年已颁行之事”。又指出“至康熙24年乙丑科，二场题为‘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则已用《孝经》，时在《衍义》颁行前6年。”由此得出结论说：“用《孝经》命题不在顺治朝，亦非因颁行《衍义》遂以《孝经》命题。”（见《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集504页）另外，该文还对顺康两朝考试官的人数、职名及阅卷情况等也做了考证，尤其指出《通考》《东华录》等所记历科取中名额，与《进士题名碑录》多有不合的原因，是因为会试副榜免廷试，故姓名不见《题名碑录》。

    再如罗振玉在《明崇祯6年正月镇守东江总兵黄龙咨朝鲜国王文跋》一文中，不仅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误记，还表达了对爱国将领黄龙的崇敬。爱国名将黄龙，１６３３年在抗击后金的作战中，不幸战死在旅顺。明崇祯皇帝为表彰其壮举，在旅顺黄金山下为其建墓地，并立显忠祠碑。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乾隆皇帝为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提倡忠君爱国，于１７７６年对明末抗清战争中有民族气节的明朝文武官员进行了褒奖，诏赐黄龙“忠烈”。１８８７年，清政府又将黄龙与麾下五位战将合葬，并重修“显忠祠碑”。

    旅顺战役《明史》中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黄龙《咨朝鲜国王文》可补史料之缺。现将咨文的内容摘引如下：“钦差镇守登镇东江沿海等处地方、挂征虏前将军印、专理会剿事物总兵官、后军都督府佥黄 为会报急切军情并乞速允前咨亟借船铳以资扑剿事。照得登叛孔有德等逃溃奔登，负隅固守，大兵环困者已数月矣。于年前十二月初三日，各贼出城困斗，被我大兵掩击，杀其渠魁李九成，而贼惕息气沮。本年正月十七日，据登州提塘赵贤佐报称：正月十九日，有从登州城里逃出一人名朱有才，说十八日众贼家眷财物具已上船，只待风顺超涨开洋。预先计议：先放船五十号在小平岛，又发船五六十号在双岛，绝住水陆咽喉，然后将六七十船截杀旅顺，一路召集各岛，将家眷行李卸下皮岛，竟往朝鲜要粮接应，如有不从，先行洗戮，再要他二三百号辽船，抢掠淮安等处，各军情到镇。据此看得，登贼以釜底游魂，竟思脱命奔海，则弃长用短，正自速其毙也……再照本镇于上年十一月十一日具咨贵国，请借辽船五十号、鸟枪三百门，原拟资以截剿，东望悬悬。”通过咨文，可以了解叛将孔有德的行动计划，及黄龙以钦差名义，向当时的藩属国朝鲜国王通报军情、求借船只枪支等情况。

    另外，据罗振玉考证，该咨文还订正了《明史·黄龙传》及其他有关记载之误。如《明史》中记载：“崇祯4年10月，耿仲裕率部假索饷名围龙署，拥至演武厅，将杀之，诸将救免。未几，捕斩仲裕，疏请正仲明罪。会孙元化劾龙尅饷致兵哗，帝命充为事官。至6年春，贼袭旅顺，龙禦败之，斩贼魁李应元，生擒毛承禄、苏有功、陈广福及其党高志祥等16人，献俘于朝，帝复龙官。”罗振玉认为《明史·黄龙传》记叙大捷及复黄龙官在崇祯６年春，用辞含混，他指出：“此咨在6年正月，其所署官衔已作‘钦差镇守东江沿海等处挂征虏前将军印专理恢剿事务、总兵官后军都督府佥事’。是龙之复官在６年正月以前，不在６年４月败贼擒将之后也。”

    罗振玉写此跋文时正寓居旅顺，不免发思古之幽情，他在跋文最后写道：“龙镇东江、守旅顺，战功卓著。贼拘其母、妻以劫之，龙不顾。至６年６月，卒因遣师袭远，旅顺空虚，反抗大军，壮烈牺牲。其精忠大节，照耀青史。今龙及当时死绥诸将尚在黄金山要塞地，予曾往瞻拜，已渐倾圮。其显忠祠亦不知地址所在，但存一碑，今在博物馆庭中。异日当劝邻将修葺遗冢，复显忠祠以励忠节。”其对民族英雄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他的美好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罗振玉抢救、整理、传播清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学术界已给予了公允的评价。这些珍贵档案的巨大学术价值，也在近代学术史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而这段历史正是从１９２２年罗振玉买下这批“家藏”档案开启的。在“八千麻袋”事件９０周年之际，谨著此文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