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天下边上

    在出国之前，丁学良在国内，与于光远、李慎之等一批一流的老一辈知识人相遇，出国之后，遇到的是本书中记述的另一批人。两批人所思所行的不同，就是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就是新“天下”和旧“天下”的不同。两批人的心同理同之处，则又是知识分子中外不异的责任感和人格力量。

    中国人喜欢用天下这个概念，知识分子尤其喜欢。两三千年来，一些关于“天下”的话语纸笔相传，不绝如线，代有箴言。从孔子说“天下有道”到庄子的《天下》篇，到范仲淹，再到顾炎武，他们的耳熟能详的“天下”话语，把广袤的空间和知识分子弘毅的责任感连接起来，延展下去。但我们知道，直到清代道咸年间，中国人对于“天下”一词的范围界定，仍主要限于中国国土。左宗棠所说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当然不是忧虑世界，而是心怀中国。曾有一位清代官员，对来自欧洲的消息颇为不以为然，他说，什么法兰西，二十四史里边根本没有这个名字，可见是编造的名称。其可笑至此。

    道咸之后，人们当然知道了，“天下”不仅不是中国，而且比中国大得多。齐如山少时，1880年代中期，他的知识分子父亲对他的教育已经是：西洋声光化电各种学问，都比中国新得多，轮船火车枪炮，都比中国强万倍。当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怀着浓厚的旧“天下”责任感，而又有新的“天下”好奇心和求知的信念。当海内与海外尤其是欧美的沟通，在20世纪前期步入高潮，又在中期步入低潮时，进入1980年代初期，这种沟通迎来了逐步的井喷。丁学良、杨小凯等等，这批怀着旧的天下情怀，而又有新的天下求知欲的青年知识人，细雨登机出国门，开始了他们对于“天下”有字和无字书的阅读。

    与现时“背包客”为自己而旅行信步（在气质上，他们有点像庄子和伊壁鸠鲁）不大相同的是，丁学良、杨小凯等学人，多有士人或曰读书人的使命感、担当感，某种程度上也是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他们的行走，总是以中国为参照系，总是想着怎么给中国诊脉。就像丁学良在《我读天下无字书》（丁学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里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思一件事”，“‘思一件事’，就是条件性的反思‘在这方面/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怎么样的？’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做个比较对照，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

    似乎可以说，现时背包客对“天下”，是抱着一种基于个体的好奇；而丁学良、杨小凯等人对“天下”，是抱着一种以旧的“天下”责任感为背景的新“天下”好奇心。其好奇心，不仅基于个体，还基于对于国族的匹夫之责、公民之责、士人之责。我们无从说前一种基于个体的好奇心和后一种基于国族的好奇心，孰重孰轻，要说的是，对于这批“四五”一代知识人来说，在文革的创痛之后，关心国族，更像是一种无法摆脱和舍弃的天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丁学良在本书中记述了东西各国的优良知识分子们：譬如他的老师，哈佛大学政府系和历史系的双聘教授，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尤以文革史研究著称的马若德，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譬如他的朋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作家王小波。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背景，马若德是英国人，曾经做过议员；丹尼尔·贝尔是犹太人，曾经在孤儿院生活；王小波在云南、山东做知青，当过工人，还做过乡村教师。在我看来，“优秀知识分子”与“优良知识分子”不同，优秀是木秀于林，成绩卓著；优良却不仅优秀，而且有内在的力量。这些人之所以打动了丁学良，引起了丁学良好奇心，不仅在于他们立言、行事，更在于他们的内在力量，他们以自己的信条为世界服务，坚定、宽厚，而又逍遥游于世间。

    读“天下无字书”，可以有许多种读法，读许多种对象，丁学良此番的阅读落脚到了人。为什么是人？因为走出国门之后，遇到的是人，是这些人。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轨迹，就是丁学良充实自己、深化思考的轨迹。在出国之前，丁学良在国内，与于光远、李慎之等一批一流的老一辈知识人相遇，出国之后，遇到的是本书中记述的另一批人。两批人所思所行的不同，就是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就是新“天下”和旧“天下”的不同。两批人的心同理同之处，则又是知识分子中外不异的责任感和人格力量。

    进一步说，丁学良在记述这些优良知识分子言行的时候，不仅写其表面的风采和风格，也有与中国的相关问题作比较的内在脉络。譬如，作者写到了当年的一位香港小伙，从牛津大学数学系来到哈佛大学攻读数学学位的汉威，有着浓厚的宗教气质，他从哈佛大学回到牛津任教，旋辞职到华尔街工作，两年之后又辞职，开始攻读神学学位。丁学良说：“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中国内地留学生来讲，汉威身上有几点是永远也忘不了的。第一，在他和布兰福德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你是无法把神学和迷信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极其精深的本体论问题和终极知识问题。第二，在他身上，有着一种为了追求人生的终极真理可以放弃一切金钱利益的精神。”我们知道，十年来，中国也有少量像汉威这样气质的人在成长，当商业气息浓厚的陌生人社会越来越膨胀的时候，有终极精神需求的人执拗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表明“天下无字书”又恰如流动之水，在开放的天下顺着人类的精神河谷流淌。东西方的人其实都需要读“天下”之书，一边交互流淌，一边汇合。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带有部分丁学良自传的味道。2004年，他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那本书，是他个体的经历和经验出发，讨论革命，这次，他从师友出发，记录和观察天下。他自己始终在书里，在被他记录的人的世界里。这就是“我读天下无字书”中的那个“我”。

    就在丁学良、杨小凯这些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初迈向大洋彼岸的同时，锺叔河先生编选了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在国内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记录的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刚刚认识到“天下”不是旧“天下”，而是新“天下”之时，走向新意义上的“天下”的那批国人的游走轨迹。将“走向世界”丛书和《我读天下无字书》做对比，已知天下变了，游走的人变了。

    套用钱锺书的话，假使天下是一部大书，那么，本书中的这些文字，乃是的。如前所说，我以为，天下又像河流，河流是流动的，河边是静止的。写在河流边上，就是将流动的波涛定格。300年前的写在天下边上，记录的必定是中国之事，100年前的写在天下边上，记录的是初见世界的诧异。于是，从今天起再过百多年后，当有心人编选新的走向世界或走向天下丛书时，如果本书入选，人们会看到，这本写在天下边上，记录的是一个仍有旧的天下情怀的知识分子以中国为挚爱、以新的天下为内容、围绕中国书写的师友录和思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