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大声思考”

    布莱尔先生这本自传去年才出版，译林出版社居然如此神速地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且保证了译文的优秀品质，令人叹服。在书的作者与译林之间有着共同之处：一旦决定做一件事，就开足马力，积极投入，充满热情。我这样说，希望两方面都不要认为这是SO， a sackable offence。

    英国首相、政治家有学问与文才，都是自己写书，这是有名的，迪斯累利还是19世纪的重要小说家。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并不少见。《旅程》很不一样，它有作者专门为中文版撰写的八页前言，内容丰富。布莱尔先生对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的描述以及他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度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他的前任们所不及的。

    布莱尔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像一封长信，收信人就是他所热爱的国家。读到这句话，我有所触动。这也说明为什么读本书的时候，一方面会注意到他的滔滔雄辩，那是我们熟悉的议院里辩论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书的行文与他在媒体前的演讲大不一样，更像对着贴心人展开自我，较少表演成分。作者在与收信人侃侃而谈的同时，也在与自己对话，也在分析解剖自己，其中不乏真诚的自我批评。简言之，他在“大声思考”。

    作者几乎无话不谈，绝不回避敏感话题，而且不用外交辞令。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1994年突然去世，在戈登·布朗和布莱尔这对搭档之间，谁来出任新的工党领袖？两人都有意问鼎，甚至闹得有点不快，很多细节十分有趣。结局我们都知道，两人最终还能充分合作。这在一国政治中最为重要，涉及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所说的“行为的传统”（tradition of behavior），对此我们应该认真了解。在作者执政后期，他与布朗的关系又非常微妙。书中很多地方写到人与人之间感情与思想的交流，这些文字演变为性格描写，精妙之处不少。工党创始人之一韦布夫人（Beatrice Webb）有着惊人的观察人物性格的能力，这是政治家的直觉，也是一种文学的才能。

    最近这些年来，译林出版了大量好书，比如“人文与社会译丛”，它们在慢慢地改变中国读者，这种变化的意义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英国20世纪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绝大部分著作（如《自由论》、《现实感》等）都是由译林社引进中国的，它们在学界产生了可观的影响。这些著作中有一本是伯林的传记，里面说到，1997年（即布莱尔先生当选那一年）10月23日，新任首相给正处于生命最后一程的伯林写信，讨论欧洲左翼党派的前途。伯林一度怀疑左翼党派是否还有前途。布莱尔先生不以为然，因为他并不能认同伯林主张的消极自由。他在信上说，难道不正是西方社会中“消极自由的局限性”促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寻找某种高于“放任自流”的社会模式吗？他指出，毫无疑问，“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也有其合理性，“不管它在苏联模式下产生了什么样的破坏作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显示了不加监管的市场的危险性。但是完全从传统的左的或右的语言来形容这次风暴恐怕都失之偏颇。

    布莱尔先生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一党一派，人们不会忘记他对工党的改造。这使我想起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有人评价伯克说，他是一位超越了人们熟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作家，最不适合于我们有限的政治词汇里那些简单化的类目，即从那些老一套的标签“自由”和“保守”、“左”和“右”衍生出来的毫无想象力的翻新花样。伯克对中国读者也有启发。他不迷信抽象的理性和书本教条，申述了因地制宜、应权通变的必要。伯克反对抽象的自由，也反对抽象的权利。他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约定俗成的权利与自由，它们嵌陷于具体的文化历史之中，根据该文化、该社会的具体特点形成无限的多样性，享有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伯克向法国人推荐英国不成文法的基本精神时强调，他们必须重视国情，不能照搬英国政治模式或冒险从事社会试验。

    伯克是稳健的渐进主义者，他对改革者提出的一个要求是：在探究自己国家的积弊和腐败时应谨慎小心，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宏伟计划。一位“真正的立法者”应有敏感的心，“他应该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处理任何事务都应本着稳妥的原则步步为营，尽量不因一个优点而牺牲另一个优点。这样，第一步的成败对第二步有所启发，“我们是在补偿，在调和，在平衡”。

    作为中国读者，我不能完全同意布莱尔先生为他执政时的一些决策所做的辩解，但是也意识到他的坦诚。希望他的雄辩和热情能够感染中国的读者（包括政界人士），激发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我并不鼓励布莱尔先生像丘吉尔那样再写很多书，然后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我还是和很多读者一样，期盼着《旅程》的续集。布莱尔先生是积极的行动者，离任后从不松懈，甚至比以往更加繁忙。他的旅程遍及世界各地，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