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尔：写给中国的一封信

    编者按：在《旅程：布莱尔回忆录》序言中，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他的回忆录像是一封长信，“收信人就是我热爱的这个国家”。如果这样比喻的话，他为中文版撰写的长达8页的前言可以称之为“写给中国的一封信”。布莱尔说，“它是一个外来者对于中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至少，它可以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人如何看待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这封“信”值得一读。

    认识中国：中国的力量和面临的挑战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而今重来，眼前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我所说的变化无关经济增长，也无关摩天大楼，而是指中国国民的面貌。遥想当年，中国单调沉闷又缺乏信心，而今，这个国家生气勃勃，充满自信。

    1997年，作为新任英国首相，我主持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正文也提到了）。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东道主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豪。东道主告诉我，他们会一直铭记我为香港回归中国所作的努力。事实的确如此。

    2008年，我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当时的场面极为壮观。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似乎忽然间登上了国际舞台。整场盛会完美无瑕。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他们彬彬有礼，举止谦恭，竭力展示中国最好的一面。

    记忆中，不同的时期浮现出不同的中国，但有两点始终不变：持续的进步，永远的骄傲。对于每一个外来者，中国都有太多值得了解的地方。

    写这篇前言，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谦卑。现在，我会定期前往中国。这是一种享受。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国民令人赞叹。然而，每次重来，让我感触最深的并非对中国更加熟悉，而是仍然存在的广阔的未知领域。每一次探索都让我想要更加深入。我始终意识到，还有太多东西尚待了解。

    于是便有了这篇简短的前言，它是一个外来者对于中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至少，它可以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人如何看待他们。

    我们先从一个矛盾开始，它以双重方式引起了许多混乱。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也的确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敞开国门以来，中国的进步极为显著，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堪称史无前例。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五亿，贫困率由百分之六十五降至百分之四。即使参照国际贫困线，贫困状况（尤其在农村地区）得到如此改善也是非凡的成就。

    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跃升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消费品、耐用品生产国：这些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改变了。随着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八国集团迅速增容为二十国集团，中国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

    然而，中国的力量本身很容易蒙蔽视野，让我们看不见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眼中，中国是新兴的力量，她自信、豪迈，意志坚定。的确，中国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无比骄傲。但他们也知道，贫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消除，贫困人口仍然为数众多；知道北京和上海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正如纽约和华盛顿不能代表美国；知道与进步同样惊人的，是相伴而生的焦虑。

    矛盾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力量，中国人看到的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领导层的注意力指向了国内，原因当然在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人类历史上任何谋求发展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巨大。

    更何况，我们都关心结果。中国如何发展，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走向远大前程，这会深刻地影响我的孩子们，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塑造了我这一代人的憧憬与情感。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来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维度。

    政治改革：和平又稳定的进步

    我们需要的是稳妥、可靠的渐进，不需要也不想要出现混乱，陷入动荡。对“失控”的畏惧不仅来自那些有根有据地预见到失控前景的人，它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担忧：如果失去坚强领导，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度该何去何从，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上，中国领导层对稳定的强调才应该得到理解。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事实上，在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然而，即将到来的转变才是最为剧烈的，这一点他们同样清楚。表象之下是密切的探索与激烈的争论，想弄清怎样才能既实现转变又不至于影响稳定，而维持这种稳定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

    话虽如此，政治中还有一个永恒的托辞：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是独特的。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人对我说：“我所面临的情形不同，这个国家很独特。”这样的话几乎总是错的：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实现进步的经验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规模庞大、国情复杂，这些都很独特，但我想，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

    如前所述，我提出这些想法时心里满是谦卑。它们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中国必须作出判断，看看这些经验是否能为己所用。

    显而易见，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需要时间。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已经排除了“文革”的余毒，重整旗鼓，表现出新的气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继续变革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国家日益繁荣必然会浮现水面。多数中国人都看重稳定，认为稳定是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新的社交媒体、出行方式和互联网的出现，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必然会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其他权力。

    中国有一个优势可以利用。对于共产党来说，只要在吸纳党员和章程规定方面接受新的思想、新的声音，并且最重要的是与新兴中产阶层互动，它就能不断地与人民保持接触。换句话说，党的发展成了政治改革的核心。如果再与权力下放——包括在地方上对于某些职位实行直接选举——相结合，就能提供渐进的道路，走向更多的政治开放并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

    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民看到，和平又稳定的进步之路是存在的。我关注的焦点在于强化党的能力，让它成为这个过程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调控者。中国的领导层是睿智的，既有聪明才智又有创造能力，足当此任。

    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对宏观问题，重新调整以促进消费，管理货币，并避免经济过热或投机泡沫。所有这些方面都很棘手，要求格外小心，并且要求具有高度的智慧。但它们属于是非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必须作出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都不会决定中国的经济模式。我感兴趣的在于后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它秉承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根，同时又允许自由企业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在市场与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我们对此都不陌生。当前，随着对金融危机的后果深入思考，这种紧张关系正在撕裂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

    欧洲的论战焦点在于金融危机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走出危机。观点总是趋向于两极：一方为欧洲传统的社会模式辩护，另一方则声称这种模式已经不堪重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些在政治上处于右翼的变革派正在赢得这场论战。高赤字使人们对支撑这种模式的高税收心怀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又普遍认为，“市场”已经失败了。不过，左派似乎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这同样不得人心，因此，即便是市场失败也没有将公众推向左派阵营。

    我仍然相信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这是我本人以及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提出的。它的精髓并不是简单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利用双方的力量结成同盟。这是让私营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私营经济是任何成功的经济体系的必要元素，政府会在其中通过物质支持为穷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踏上功成名就的阶梯。我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意义尤为重大。

    如果人们看到富有的精英志得意满，转回头却看不到改善自身状况的希望，问题就来了。换句话说，不平等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同等的机会去寻求成功。

    因此，在我身为英国首相的十年期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改善机会。答案是：不要阻止人们致富，应该致力于为穷人或弱势群体改善自身状况消除障碍。要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彻底改造革新性的政策，并且对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改革。此前，这些体系在结构上高度整体化、“一刀切”，既笨重又官僚。在当今世界，面对今天的技术，这样的结构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很自然地，那些具有负担能力的人便离开体系，自行购买现代服务。不平等由此产生。

    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就在于在公共服务与福利体系方面重蹈我们的覆辙。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从世界上所有国家来看，什么体系可行、什么体系不可行是一目不然的。最有效的，往往是公私合作体系。

    对于中国来说，这其中有些方面肯定是适用的。社会动荡的最大风险来自经济发展的失衡。然而，其解决之道并不在于叫停蓬勃的商业企业和私营经济，而在于放开体系，向那些由于教育机会或其他原因被拒之门外的人敞开大门。这才是现代的社会政策。放眼世界，凡是遵循此道的国家，运行都很顺畅。在英国，将公私竞争引入医疗卫生领域使医疗轮候名单大大缩短。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在医药领域，社会化体系和私营体系的审慎混合（即使是由国家部分持有或注资）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平衡。

    与此类似，不仅是英国，北欧国家和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都表明，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公立中小学制度的体系最为有效。在英国，与一般的公立学校相比，民办学校项目的成就增长快了三倍。

    在养老金方面，政府和公民个人将共同负担，正如在福利方面，重心已经从无条件的费用支付转向了帮助个人提高技能、实现就业。

    当然，和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远为艰巨。但是，发生的事情多数都是地方性的，在地方层面，挑战更为可控。中国许多省份的人口与欧洲中等面积的国家相当，这样就有机会去尝试和检验新的体系，跳过西方国家的问题。

    和谐的社会发展：

    道德、价值观和文化

    社会繁荣不能仅凭物质进步。每个成功的社会都必须努力扩大机会，这是当然的。但是，当核心价值观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注入对他人的责任感，当齐心协力与互相帮助对家庭的维系极为重要时，这样的社会也最为成功。

    没有经济发展，没有整个国家全面繁荣的前景，中国绝无可能发展和谐社会。但是，中国又不能仅仅通过经济进步来保证稳定的未来。社会的凝聚和同心同德，有赖于共同的目标感、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一种共同认识：有必要用能够容纳所有人并肩站立的共同空间来平衡多样性。

    我们已经忘记，在西方世界，这样的共同空间是历经数个世纪才获得的，并且通常伴随着艰难的斗争。中国没有如此好的条件，能通过如此漫长的征途来实现融合。在高速发展容易引起自身压力之时，能够撕裂整个社会的民族分裂、宗教分裂与政治分裂，都是中国所承受不起的。问题于是再一次变为：中国如何让民间社会自由表达，不断成长，而又不开展威胁社会统一的各种运动？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信仰与宗教往往提供了这种统一的基础；尽管宗教信仰已经有所衰落（欧洲当然也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还是得到了继承，在今天仍然塑造着我们看待社会责任的方式。社会发展的此种元素并不仅仅存在于神性层面，它也有非常实际的反映。我们有志愿奉献的传统。我们有数量庞大的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地方性社区中发挥着黏合功能；它们不仅有所作为，而且所作所为的方式是政府所无法做到的。广大的慈善捐赠网络由此形成。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与机制，来促进非政府的民间责任与服务。公开表明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仍然只是少数，尽管按照官方的数据，中国有比欧盟更多的穆斯林，有比英国更多的新教徒，以及一亿以上的佛教徒。当然，在此之外还存在源自孔子的整套哲学传统。儒教虽不是宗教，但在道德意义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它与一般宗教中的许多价值都不谋而合。

    繁荣的艺术与文化当然也会促进这样的社会和谐，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精神性和超越性的事物。如果我是中国思想的引路人，我会重点关注如何获取社会目标和社区目标这些纽带，并且细加分析；我会促使中国的青年更多地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和精神传统，会帮助尚且稚嫩的民间社会团体找到自己的位置，茁壮成长。

    对中国哲学传统和精神传统的理解是有益的。这样，人们眼中的中国就不是六十年历史演变的结果，而是涵盖了四千多年甚至更久的历史积淀。

    过去三十年已经见证了数百万的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成功之梦。我怀着乐观的心态，展望着中国历史的下一篇章。

    （原文约7000字，限于版面篇幅，本报发表时有删节，标题和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