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理性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的宣传，鲁迅在人们心中总凸现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他更重要的一面——理性。其实鲁迅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激进，他在斗争中是非常理性的。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推鲁迅为盟主。2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大家抱着很大希望，期盼他讲些鼓舞斗志的话。想不到，他讲得却很低调，很有危机感，认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原因之一是“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之二是把革命看得过于理想了。”其实，“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之三是“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并提出要“注重实力”、“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等等。总之，使一些年轻的、天真浪漫的作家们感到很有些失望。

    鲁迅的理性是贯穿毕生的。1927年4月10日，当广州正热衷于大革命胜利的庆典时，鲁迅则在《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中，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听来令人扫兴，但是不出两天，就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遭到血腥屠杀。

    鲁迅一贯主张“壕堑战”，“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反对盲目地上街集会、游行、散传单。要求有志的青年踏下心来，做文化建设的“一木一石”。1929年，李立三请他发表支持共产党的声明，他也拒绝了。他一向对所谓“黄金世界”表示质疑，也不期望革命成功后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反倒对可能受到的打击有所准备。

    难怪早在1924年就有人将鲁迅概括为三个“冷静”。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的周年祭日时，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

    因而在当下，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又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纪念鲁迅，首要是学习他的理性精神，理性地对待现实中的一切。

    2006年春天，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之前，我与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在通信中达成这样的共识：“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反抗。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

    在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的时刻，我更加坚持这样的观点。因为中华民族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