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博爱是法兰西的历史精神

    多年没有看到文笔流畅、对原文理解准确的外国历史译著了。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翻译的三卷本《法国史》，让人耳目一新，也让我享受了一次法兰西文化的盛宴，不由得联想到英国诗人和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对法国历史的由衷仰慕。站在多佛尔海峡，眺望对岸法国——他心目中的平等和博爱圣地，再环顾周围他所鄙夷的铜臭熏鼻、尔虞我诈的英国社会，阿诺德曾经浪漫地写道：

    亲爱的人们，让我们相互真诚以待，

    看眼前的这个世界多像是一个梦幻，

    像是一个奇异的、美丽的、崭新的世界；

    真实生活是那么缺少喜悦、友爱、光亮，

    我们寻找不到安宁、和平、止痛的抚慰，

    只看到漆黑大地上到处是争斗和逃亡。

    针对英国人非议法国大革命的流行看法，阿诺德曾经指出，法国社会突出的幸福感是革命以后流行的平等所促成的，伴随革命而来的动乱并不能归咎于对平等的追求，而“是别的原因造成的”。由史学大师乔治·杜比主编的这部《法国史》由各个时段和专题的历史学专家写成，不过这部大部头的著作并非没有统合全书的精神。正如杜比在序言里说的，法国历史本身在其演进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延续性，越来越紧凑和复杂”，所以作者们着力强调的是整体性，在政治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传统与现实的联系。

    凯尔特人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居民之一对法国有过重要历史贡献，《法国史》对罗马化以前的文化发展做了详尽的论述，有助于中国读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应该承认的是，拉丁语和古罗马文化，以及拉丁语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塑造了我们今天可以清楚追溯的法兰西历史的精神。法兰西精神最终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声中感染了全世界，我们可以在古代直至现代的法国历史中看到这一精神形成的复杂过程，看到法国人民克服贪婪、暴力，追求光明和美好生活的努力，看到他们对暴君的反抗和对社会不公正的纠正。

    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国和附近一些地区。在凯撒征服高卢以后，这一地区在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罗马化，但是和帝国许多地区一样，政治上有着相当程度的自治，贵族和大地主是真正的统治者。高卢的基督教化巩固了拉丁语和其他罗马文化传统的影响。当法兰克人在5世纪和6世纪逐渐征服高卢以后，基督教会不仅协助保留了罗马的文学、法律和行政制度，来自爱尔兰、英格兰和罗马的修士还维护和提高了法兰克高卢社会总体的文化水平，促成了中世纪文明的萌生和成熟。《法国史》对加洛林王朝有浓墨重彩的描绘，并借此指出了欧洲政治的一些根本特点（第七章）。欧洲中世纪国家要到这个时候才有了比较成熟的结构。不过正如作者指出的，与一些东方文明的政治轨迹不同，西方人继承自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观念并没有被查理曼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他还是强调自己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还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瓜分天下，“丝毫不考虑抽象的帝国观念所蕴含的领土统一”。中古西欧君权的有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大一统观念缺失有密切关系。各个地区和各个部落都被允许保留自己原来的法律和习惯，并无秦始皇那种整齐制度、划一律法的意图和政策。一些教会人士的确希望统一的信仰能够与罗马帝国那样的理想政体结合，反对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但是教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甚至不认同君权神授的说法。在这部法国通史里，作者倾向于肯定王权的积极作用。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强调了在王权强盛的过程中，对国王个人权力的平衡和抗衡机制也在同时形成。这个特点到了国王权力鼎盛的16和17世纪尤其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并不认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国政治是专制的，“国王享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包括三个等级在内的各个阶层、高等法院、地方上的三级会议、地方和职业社团，所有这些社会势力的权利“都是王国基本法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得到君主体制的关注和尊重”（第16章）。

    对君权的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国具有典型性的封君封臣制度，这也是本书着力说明的一个内容（第9章），由主编杜比这位中世纪专家执笔写就。这一欧洲历史上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的传统。作为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封建制度”，杜比精确地概括为“权力碎化成诸多的独立细胞”，由各地的领主们行使着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权力。这种分散和相互分割的政治关系所产生出的心态“影响到高级文化的所有方面”。杜比甚至提出，“在此后的多个世纪中，法国文明的历史进展都是在这一社会框架内展开的”。国王被认为是具有圣徒般超自然力量的，能够治疗病人，但是法国的王位继承制要到11世纪才确立，王权的成长始终在封建制度和地方自治观念的约束之中。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61-1684）盛极一时的王权到了18世纪初就陷入深重危机，贵族、教士、法官以及其他社会势力的种种“特权”都侵蚀到国王的权力，即使是军队对国王也“不存在盲目的忠诚” （第18章）。由于国王始终没有取得东方专制君主拥有的对社会全面和深度的控制，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世纪政治文化的自然延续。

    这部三卷本《法国史》中卷和下卷是近代史和现当代史，这些部分不仅有更多的细致描写，专题研究的色彩也更加突出。譬如在关于大革命的第19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细节，还有作者对法国史学界最前沿研究成果的吸收和介绍。作者在叙述革命历程之外，还系统地评价了它对法国人命运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其中第2节“革命的文明史”的几个小标题颇让读者心驰神往：“瞬间性变迁”、“确定的价值”、“尝试和憧憬”。在革命中推出和传播的信念中，自由、平等、博爱深入人心，“从未有过哪种信念具有如此坚定的力量和如此广阔的普世意义”。宗教、言论、结社自由以及人民主权原则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塑造作用。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被滥用的断头台，开始也是出于“人道关怀”而设计和引进的，希望简便迅速的行刑能够减少死刑犯的痛苦。有意思的是，断头台把无数人送上黄泉路，而它的设计者吉约坦医生自己倒是活了76岁。作者也敏锐地注意到，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资产阶级推崇的价值与真正的社会平等之间存在着矛盾。书中描写的现代法国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法国人民为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完美实现付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19和20世纪法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之一也符合情理。《法国史》写到了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时候，对工业化以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了深入讨论，力图揭示政治变革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原因。物质生产的繁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工薪阶层和无产阶级始终感到自己受到了损害。”作者特意提及路易·波拿巴标榜自己是“工人的皇帝”，但是工人阶级自己也提高了参与民主政治的自觉意识，争取结社权和罢工权，积极与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血流成河的巴黎公社起义推动了法国工人运动转向激进，但是巴黎公社本身并不是一场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评价应该引起熟悉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评价的中国读者的注意。法国社会党的活动在本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交待。工人运动在两次大战之间遭受挫折，社会主义各政党十分活跃，但是经历分裂和解体的危机。二战以后的法国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福利国家的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第33章）。不过本章的作者毕竟继承了强有力的法国平等传统，在赞美了国有化和国家指导性计划经济之后，仍然对财富分配中继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战后的工会运动有高潮也有低潮，但是工会领导的斗争有力地维护工人的权益，促进了工人待遇的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人民在面临后福利国家时期的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挑战时，抛弃了略显保守的吉斯卡尔·德斯坦，选择了大力主张变革的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为总统。法国的民主此时已经成熟，政治过于左右波动的情形不再重复出现，社会党政策不再随意地向左转，而是要考虑国家各阶层的利益，媒体和司法的监督功能也得到空前的加强。新时期法国人对平等的强烈诉求集中体现在“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人民对教育平等的自觉和要求对政府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促使政府在教育上的资金投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第33章）。

    教育在大革命以后曾经是法国社会分裂的一个因素。迷信启蒙运动思想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市民和知识分子在第三共和国有很大势力，“在某些人那里，这一理论变得冷酷无情”，把“思想自由演变为一股反宗教的冲击力量”，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只有依赖实证科学。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教育世俗化政策，导致数千名宗教人士离开教育界，大批虔敬的教徒被驱赶到共和国的对立面。这一对立导致了社会分裂和政治的不稳定，正如布朗热主义运动和德雷福斯事件所见证的，并导致了1905年政教分离法的通过。作者对这段富有争议的法国历史做了冷静客观的处理（第25章）。20世纪70年代就教会学校地位进行的讨论就比较重视教育自由和社会团结，允许教会和私立的学校拥有合法地位。当80年代社会党希望强化教育世俗化的时候，大约有100万法国人走上街头，以“选择自由”为口号维护教会学校的合法性，终于告别了启蒙运动以来一些法国人将世俗化等同于社会进步的倾向。就社会主义和天主教这两大法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而言，富有象征意义的是，离开教会多年的社会主义者密特朗总统，在临终遗言里说，“在我死后，请为我举行安魂弥撒仪式”。

    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让·饶勒斯（1859-1914）在杜比教授主编的这部《法国史》里被多次提及。在谈论近代和现代的社会经济问题时，作者们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还是很明显的。饶勒斯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曾经说，“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使人权宣言具备它的全部意义，才能实现全部的人权。”法国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长期努力造就了灿烂的法兰西文明，这部厚重的《法国史》让我们窥见了这一文明进程的脉络和其中的一些精彩细节。

    这部由乔治·杜比这位名副其实的“大家”领衔主编，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伏维尔等诸多当时法国第一流的史学名家参与撰写的著作，堪称法国通史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它不仅篇幅巨大——中文版多达180万字、2093页，而且内容既广又深，翻译难度可想而知。笔者以为，这样艰巨的翻译工程不仅是一项宝贵的学术贡献，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呕心沥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