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实现的中原暴动”背后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6月29日载张晓、胡泊的一篇文章《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传略〉的背后》第5部分“未能实现的中原暴动”其中提到由于叛徒的出卖致使这次至关重要的抗日行动流产。对这个重要问题，该文未能再深入阐述。本人就这个问题略谈一家之言，以作补充。

    我认为这个叛徒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李乾三，一个是吕一民。李乾三是什么党派，不敢妄言，跟任应岐关系比较近是肯定的。吕一民党派身份比较清楚，先是“新国民党”，后又加入蒋系的特务组织。  

    这里简要地交代一下“新国民党”。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存在两个由国民党建立的对峙政权，一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时称“中央”），一是胡汉民的广州政府（时称“西南”）。胡汉民提出：“抗日、剿共反蒋”，组织“新国民党”。“新国民党”存在的时间很短（1931 ~1936年），成员多是非蒋系军政要人。例如绝大多数西北军高级将领，如实力派的阎锡山、程潜以及柏文蔚、蔡廷锴、宋哲元、韩复榘、鹿钟麟、佟麟阁、孙良诚、王家烈。傅作义系、孙殿英系以及东北军，都有人加入“新国民党”。集体加入的，如方振武所部。组织重点是天津、上海，而比较有成效的是北方冯玉祥、方振武的察哈尔抗战和在天津策划的中原大暴动。财政上有两广实力派作后盾。

    天津“新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有曹任远、张岱岑、裴鸣宇、蒋景瑞、刘承烈、刘人瑞等。曹任远为总负责。刘人瑞、陈嘉名参加“西南”，到广州出席有关会议。嗣后，刘人瑞任西南派驻北方的特派员。朱庆澜、任应岐、刘承烈为“西南”反蒋抗日活动在北方的实际负责人。天津的“新国民党”组织在其功能上与上海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策动与联络北方军人的任务。因云集北方的军人多非蒋介石嫡系，是西南联合反蒋的重要争取对象。

    胡汉民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在蒋介石把持下，腐化败坏，已经完全丧失了早先的“革命精神”，堕落成为军阀工具。如今，“外患急迫，国家之亡已在旦夕”，南京当局仍“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人如不起来推翻军阀统治（亦即‘倒蒋’），不能救党以救国，则整个中国将重心失陷，前途危险之极”。

    抗日始终是“西南”的一面大旗，这是借以反蒋最有利的武器。这里不能否认“西南”方面的民族立场，但作为国家当权者，蒋介石考虑的却要复杂和全面得多。在将反蒋和抗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把蒋介石这个领导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员的国民党领袖说成是不抗日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题外话。

    两个国民党虽然是对峙的，似乎是不共戴天。但从本质上讲对峙不可能长久，而蒋介石对新国民党也还能容忍，并能做到示好。这是因为在反共剿共的立场上他们并不矛盾，作为胡汉民也只是不满蒋介石这个人。庙里不应供这个佛，但不要把寺庙砸了。这就是胡汉民的立场。随着胡汉民1936年5月突然病逝，新国民党一下子失去重心，从此慢慢沉淀于史海，很少有人提起。但新国民党在行动上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

    任应岐曾任建国豫军副总司令，参加过北伐，1927年任国军12军军长，1928年又跻身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原大战以后丢了兵权游离于平津之间，是一名失意的非嫡系的国军高级将领。1934年任应岐又作为李济深的代表在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常委。他的公开身份是新国民党是显而易见的。

    1934年天津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行动计划随着11月9日国民饭店数声枪响而告殁，接着任应岐、吉鸿昌被捕，两周后被枪杀。这里能和叛徒挂上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一民，一个是李乾三。关于吕一民有史料可查，关于李乾三无史料可查。

    交代一下当年任应岐在天津的家属。任应岐娶了天津人刘兰芳为妻，刘兰芳有一母刘老太，刘老太善交际懂乐理，兰芳还有一弟刘润生(即在下先父）善画。刘兰芳婚后有一子任来源。刘兰芳喜白色，家具门窗皆白色，也许这就是任将军的住所被称为白楼的原因吧。但任应岐的寓所迁过几次，后来越来越不显眼。就是后来的日租界明石街耕余里4号，两楼两底的灰砖小楼。此时刘兰芳已不在世，任应岐的续弦是刘玉贤，河南人（刘玉贤的哥哥刘子厚介绍，刘子厚在津多年）。

    李乾三，任应岐的好友，认识任应岐家，常去坐。特别跟刘老太熟识，以至吃喝不分。特别注意的是在国民饭店打牌的四人，其中有李乾三。刘少楠当场毙命外，任、吉、李被捕，但不久李乾三被释放。这里有两种可能：李乾三因不是共产党（蒋捕杀的是共产党人）而被释放，也可能李乾三本就是被蒋氏国民党特务收买的人。

    吕一民，河北宝坻人，富户。宝坻县距离天津市约80公里的样子，和那些家乡人比较他可以称得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实际上吕一民是个很善于钻营的人，每冒险一步都企盼着给自己带来好运。他早年就离乡去了河南投奔樊钟秀部，一直作下级军官。中原大战后他的情况与任将军有些类似，来到北京赋闲。不久又到南方混入了新国民党外围组织，站到反蒋抗日的一列。 他希望蒋介石倒台,以此来证明自己这一步没走错.然而局面并不是他所想象的,于是回到天津苦闷度日。他对任应岐并不陌生，还算得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是没见过任本人，也不知任应岐在天津的具体住处。正在苦闷的吕一民遇到国民党“蓝衣社”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王文，可谓机会来了！于是决心改换门庭，参加了“蓝衣社”并领取了津贴，成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吕曾经背地里仔细端详任应岐的照片，也捕捉到了任应岐的行动时间与路线。这一切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和李乾三有过接触。不然不可能这么准确地捕捉到任应岐、吉鸿昌、刘少楠密谈的时间和地点。

    李乾三自从国门饭店枪杀案以后就消失了，任何历史资料也找不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关于吕一民却还能在历史资料里找到他解放以后被天津人民法院正法的照片。

    历史是严肃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要实事求是。例如前面提到的王文——国民党特务、追杀共党的干将。但日伪时期他又是死在日寇的枪口之下。历史就是这样。不要去编，也不要回避某些事实。资料需要去伪存真，知情人的口述也是很宝贵的参考：总之合理的推测分析是不可少的。

    那段历史已如烟云，知情人都已作古，现有的资料很大部分是以讹传讹，这对任应岐将军是不公平的。在上世纪30年代于天津促成抗日大业的计划与行动中，任应岐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的公开身份是反蒋派的新国民党上层人物，北方抗日活动的实际重要负责人之一。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