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间来，又随时间仙逝

    他随时间来，又随时间仙逝。

    我怎么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初识司格林教授的，似乎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的某一次会上。那次他给我的印象一直记忆犹新——纯正的京腔汉语，广袤无限的知识，使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外国人精通汉语、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但像他那样的人还很少见。他常常使用中国俚语俗话，甚至相声的词汇，更让中国人叹为观止。

    后来，在国内或在俄罗斯，我时而见到他。他是俄中友协圣彼得堡分会的负责人，是教授，是学者，所以每次中国人来访，都和他搭界，他也必然在场。

    他是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的又一位别具一格的汉学家。他研究的是中国语言学、中国俗文学、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学，这些方面都有专著。他又是位杰出的翻译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康进之的《李逵负荆》、老舍的《鼓书艺人》、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经过他的译笔，让俄文读者倍感生动。他还写过专论侯宝林相声的文章。

    他精通中国民间曲艺，会唱京韵大鼓、能说单口相声，至于顺口溜、绕口令更不在话下。

    我记忆中最深的是2007年在圣彼得堡和他的会晤。那次我和中俄友好代表团一起来到该市。我准备只身去拜谒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墓。他表示愿意同往。我感到不太合适，一则他是接待我们团的主要人物之一，让他脱身陪我一个人活动总有些过分：二则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由他亲自开车，又当司机又当向导，也不妥当。

    我没能拗过他。第二天早晨，他准时来到我们住的宾馆，身穿一身白色旅游服，手拿一根拐杖。

    从市区到阿赫马托娃墓地需要两个小时。如此高龄还在开车，我深感不安。一路上他却兴致勃勃地谈自己的朋友、家人，少年时代在中国的生活，他的话中总是充满逗乐的句子。

    我们先来到了科马罗沃陵园，拜谒了阿赫马托娃的墓。他知道我对这位女诗人别有深情，便帮助我拍照，让我在墓地前长时间沉思。我说我还想参观一下她的故居。司格林教授有些为难。他说他只知道她的故居在奥西边科街，早年去过她的邻居家，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他说“咱们找找看吧！”我们在科马罗沃别墅区开始寻找阿赫马托娃的故居。已经是深秋时节，这里是避暑庄园，很多人已返回城里。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又没有路牌。我从书中只知道阿赫马托娃把她的别墅称作“岗楼”，显然是个单独的小房子。司格林教授记得她的院子里有口水井。我们在车上转了很多地方，从一片小树林进入另一片，从一块土坡登上另一块。我实在不好意思让这位老先生为我费力了，劝他返程。可是他知道我在研究和翻译阿赫马托娃，能参观一下她的故居何其重要，就一再鼓励我：“咱们一定要找到她的故居，对你以后写文章有用……”我们终于在一个栅栏破损的院子里，在一些菩提树和枫树之间，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绿色板屋。我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很像它。司格林教授眼睛一亮，说：“这儿像是她的故居！”我们下了车，走进院落。他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满地金色的落叶，来到板屋前，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边写着“俄罗斯伟大诗人阿赫马托娃曾经住在这里”。当时我们兴奋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门关着，看来现在还有人居住。我们敲门，没有回应。我们扒着窗往里望，被窗帘挡住视线。我深信，将来总有一天这儿会改建成阿赫马托娃纪念馆。我们在她的院里徜徉了许久，一起回忆她的生平，她的诗作，她与中国的关系。

    司格林教授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说：“你是第一个来到阿赫马托娃‘岗楼’的中国人！”我立刻回答说：“不，是你把一个中国人第一次带到这位伟大诗人的故居前的。”

    我们在一起度过几乎整整一天。我们对彼此的情况知道的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感觉到我们仿佛就是为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生的，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也都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好。那天分手时，我赠给他一本我译的阿赫马托娃诗集。他要我题一句话，我写道：圣城重相逢/长夜话久别/同为友谊生/天地人和谐

    司格林教授是位杰出的汉学家，他在汉学方面开辟了一条新路；他是位难得的教育家，他的桃李满天下；他是位善解人意、忘我助人的友好人士。

    今天，在他诞辰八十周年时，我们远离他的祖国却是在他的出生地北京，为他举行纪念会。我们都忠于自己的宣言，为两国人民的永久友好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与心灵！

    （图：高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