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列列申的汉诗俄译本《团扇歌》

    2010年3月17日《中华读书报》刊载了一场题为《“祝中俄文字之交”》的漫谈：中国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的“中国学”。两位嘉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建华，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学者阿格诺索夫。

    阿格诺索夫先生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俄侨也作出了很多贡献。他特别指出了别列列申，说这位著名诗人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同时将一些唐诗翻译成一本集子，名为《扇子诗》。

    这本汉诗俄译本的书名是Стихи на веере，说成《扇子诗》意思没有错。也有人译为《写在扇子上的诗》，我在没有见到原作复印件之前，也曾译为《扇面题诗》。其实最准确的译法应当是《团扇歌》，李萌博士在她的著作《缺失的一环》当中这样翻译颇有道理。因为别列列申把汉代班婕妤的诗《团扇歌》拿来做了书名。这本集子虽然大部分译作是唐诗，但也包含了汉朝、南北朝、北宋和南宋的作品，时间跨度相当长。

    感谢社科院的李俊升博士为我拍摄了这本诗集，当我看到图片，真可谓如获至宝。诗集很薄，仅有44页，翻译的诗只有30首，1970年于德国法兰克福出版，估计在俄罗斯也很少见。我个人认为这本书非常重要。别列列申译过《离骚》和《道德经》，但那两部译作的序言都没有涉及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见解，也没有谈到他翻译汉诗的原则与追求，而这些在《团扇歌》序言中则有清晰的表述。

    别列列申在中国生活了32年，精通汉语，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景仰。他的序言字里行间饱含深情：

    “一个民族，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可以说，它把自己的全部心灵都融入了文字，谱写了浩如烟海的诗歌。古典诗人数不胜数，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独具个性，因此，对这样的诗歌要想予以概括简直是难乎其难。”

    别列列申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来观察中国诗，指出中西诗歌传统不同。“西方诗人不喜欢引用前辈诗人的词语，因为在他们看来，抒情诗属于个人体验，最能体现个性。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经典诗人的作品当中充满了历史的回忆，对某些事件和文本的暗示……他们往往借用经典文本和前辈诗人的某些诗行或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系列特点都跟中国文化这种陈陈相因的性质有关。”“所有诗人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而且也关涉到诗人的仕途升迁，须知国家考试制度所要求的与其说是创作才能，毋宁说是熟练掌握古圣先贤的教诲：‘子曰’、‘孟子曰’、‘诗经曰’等等，对四书五经的注释要烂熟于心。熟记和引用经典的能力，实际上考验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们的才具高低。因此诗人们高度重视并传承前辈的杰作。”

    除了陈陈相因，注重传承，重隐喻、重典故，别列列申认为中国古诗的特点还在于格律严谨。别列列申还发现：中国古诗当中，主题大多涉及乡愁，朋友离别，关注人生；而古希腊罗马和欧洲的抒情诗则更注重赞美爱情。如果说西方诗歌以情感和欲念见长，那么中国古诗则更富有精神探索与哲理思考的意味。诗人认为，东西方诗歌主题的差异涉及心理结构和世界观等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对于东西方抒情诗的风格，别列列申也有细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古诗类似绘画中的素描，又像是笔触精微、色彩清淡的图画；而西方的抒情诗近似油画，因此有些西方人翻译中国古诗，往往不恰当地采用“浓笔重彩”的译法。他们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其他民族的作品，觉得中国诗歌过于“苍白”。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就大胆落笔，毫无拘束地任意想象，其结果是背离了原作，给读者造成错觉。

    对于汉语诗跟俄语诗语言的差异，别列列申的见解精辟独到。他说：“中国诗极为精练，比如四句五言古诗，二十个字可能包含着二十个概念。而俄语单词，平均由两至三个音节构成（超过三个音节的词大量存在），因此，四句译文充其量最多只能容纳十个单词。我们不想让诗行加倍，不愿意把四行翻译成八行，要知道，凝练的短诗——体裁特殊，具有难以形容的艺术魅力，假如把四句短诗增加词语翻译成八行，原作的艺术魅力将丧失殆尽。四行诗还是八行诗，显然具有很大差别。”

    俄罗斯的汉学家，从阿列克谢耶夫，到休茨基、艾德林、孟列夫，都采用三音节的音步抑扬抑格或扬抑抑格对应汉语的一个音节，往往把一行诗翻译成两行，四行译成八行。别列列申的译法显然与他们不同。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翻译中国古诗需要压缩，有些名词，有些重复的词语，某些过于繁复的细节，统统要给予压缩。译文中不仅要尽量少用前置词、关联词，甚至常常舍弃代词。他特别反对增加诗行，他说：“不受任何节制地增加诗行，或把诗行变成转述的分行散文，不仅不利于‘等值地传达原作诗意’，甚至会损害原作底蕴，完全败坏了读者的印象。”   

    作为诗人翻译家，别列列申熟知中国古诗的形式特点与音乐性，他提出了翻译汉诗的几项原则：

    一、采用五音步抑扬格翻译五言诗，用六音步抑扬格翻译七言诗，所有译作，大体都遵循这样的格律。

    二、鉴于汉语不具备词尾形态变化，押韵都属于阳性韵，译文韵式安排则有所变化。

    三、中国古诗押韵严格，多采用元音重复，对这种押韵方式则有意回避。

    四、鉴于原作多采用偶数行押韵（第二行与第四行押韵），奇数行不押韵，译诗则让所有诗行都押韵，韵式较为灵活，或采用相邻韵，或采用交叉韵。

    五、翻译长诗和词，采用多种格律（扬抑抑格、四音节格律、缺抑音律），视不同的作者而有所变化。

    六、所有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诗选本几乎每篇原作都附有大量注释。因此在译本末尾应对相关作者、作品给予简明扼要的介绍，对某些词语给予解释。

    《团扇歌》当中选译了李白的《将进酒》等六首诗，王维的《鹿柴》等四首诗，此外还有贺知章、王之涣、孟浩然、张籍、崔颢、欧阳修、辛弃疾等诗人的作品。篇幅较长的两首诗是北朝民歌《木兰辞》和白居易的《琵琶行》，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翻译《易经》的休茨基，当年也译过《琵琶行》，他把原作一行译成两行，因而篇幅比别列列申的译本恰恰多出一倍。这两个译本值得好好对比研究。

    当然，别列列申翻译中国古诗并非完美无瑕，比如，许多标题他都自铸新词，《将进酒》译成《酒席歌》，《行路难》译成《路》，《月下独酌》译成《三人》，《竹里馆》译成《孤独》。如果不看内容，仅凭标题很难找到原作。另外，他对欧阳修的词《生查子·元夕》存在着明显的误读与误译。单从这一点着眼，阿列克谢耶夫师生注重科学性、艺术性，尊重原作，比他的治学态度要来得严谨。

    尽管存在某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别别列申几十年翻译中国古诗，不仅为俄罗斯读者奉献了屈原的《离骚》，诗体译本《道德经》，还有独具一格的《团扇歌》。他痴迷中国古诗的艺术魅力。抓住了古典诗歌凝练含蓄的特点，以双音节音步对应一个汉字，以四行诗译绝句，以八行诗译律诗，以相等的诗行，变化的韵律翻译词和长诗，在汉诗俄译方面独辟蹊径，成就斐然，这些都值得关心中俄文化交流的学者与翻译家高度重视，深入研究，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