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民间外交

    周斌先生的《舆论、运动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所说的是以国民和民间团体为主体的“民间外交”，在当时称为“国民外交”，其受体主要是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对中外民众的舆论宣传旨在影响其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对民间外交的界定如下：“‘民间外交’是相对于政府外交而言的，民间人士或团体通过舆论、运动及出访等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以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的活动。”西方国家将民间人士或团体参与的外交称作“citizen diplomacy”或“track two diplomacy”，（第二轨道外交），以区别于各国政府间的“track one diplomacy”（第一轨道外交）。双轨外交并行，而且是第二轨道外交促进第一轨道外交，以实现“民主外交”和“外交政策的公众监督”。

    此书着力研究民众怎样影响政府外交。实际上这个“影响”的内涵十分广泛和深刻，包括督促政府尊重民意办外交、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发动运动纠正政府的错误行为、对外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指主权等实际地位，而非仅仅形象）等等；从中表现出民众较高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责任感，是中国民众的一项空前的创举。此前这方面的研究虽已有不少成果，但多为个案性的考察，此书则做了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书中参考了170余种中、英、日文图书和报刊，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对于了解中国近代的政治史和外交史都是十分有益的。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外交开始逐步走向争取废除晚清以来与列强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相关国家主权的新时期。其原因在于国际、国内两方面：在国际上，一战后随着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倡导外交公开、民族自决的“十四条”和平纲领；列宁发布谴责帝国主义兼并政策和秘密外交的《和平法令》，西方社会要求外交民主化、公开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也日益重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应用，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凭借武力操纵国际关系，从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自主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在国内，除了顾维钧、王正廷等新式职业外交官勇于并善于同西方列强周旋外，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五四运动成功地促使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严重有损中国权益的巴黎合约，让广大民众看到自己对外交的影响力，增强了外交参与的自信心，进而掀起了“反帝废约”的一次又一次高潮，迫使列强不得不逐步放弃部分在华的特权和权益。

    全书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在简要回顾清末至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外交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后，考察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发展和休会过程，揭示其成员对华盛顿会议从希望到失望的心态。随后探讨国人在1923年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的运动：一开始对日经济绝交以督促日本政府改善中日关系；而当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马上积极提供经济援助，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充分的理性。二、以五卅运动前后北京、上海两地的公众舆论（pablic opinion）为中心，比较社会各阶层对沪案交涉、“废约”及“修约”的看法，揭示“反帝废约”逐渐成为主流舆论的趋向。三、论述北伐战争时期和济南惨案后民间的“革命外交”观念及其实践特点。“革命外交”是一种激进的政策，主张以“革命”手段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温和派“修约”的主张。这一理论的实践虽促使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也出现了某些过激行为，如伤害外国侨民和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南京政府成立后，虽然仍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实际上推行的是“修约外交”，因而遭到民间人士的反对。四、聚焦20年代民间的外交出访，重点考察1926年中国实业代表团赴日访问，及民间人士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情况，包括他们宣传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独立自主的主张，表达增进中外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愿望等。

    政府与民众外交活动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如五卅运动初起时，北京段祺瑞政府为应付张作霖要求改造内阁造成的政治危机，就一度暗中支持民众运动。济南惨案后，南京国民政府为抵制日本对其继续北伐的干预，防范中共借反日运动扩大影响力，也曾暗中命各地党部对民众反日运动给予一定“指导”；而政府外交官顾维钧、王正廷等人对民意则有所尊重。当然，政府对缺乏利用价值或影响其统治地位、动摇其权威的民众外交运动多采取镇压的手段。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初期多数民众真诚希望“对外一致”，督促政府积极对外交涉，合理解决涉外事件，取消不平等条约；但当政府背离民众意愿时，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政府的道路。

    作者既高度赞扬2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维护国权，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也看到运动中的不足。他指出，民众反帝运动虽然迫使各国列强渐进式地放弃了某些在华权益，但常因内部矛盾而消减了战斗力。例如：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员围绕外交是否涉及内政问题展开争论——究竟是要反对卖国、腐败的政府，还是依靠、督促政府与外国交涉；上海商会对于沪案交涉条件和是否开市问题等，都有激烈的争论。有些矛盾属于派系之争，难以协调。一些民间外交活动者对国情和外交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在对外交涉中急于求成，不能灵活处事，拒绝必要的让步，也难以准确把握交涉尺度，因而常陷于被动，给列强以扩大干涉的可乘之机。由此得出，民众在参与外交过程中需要加强团结，认清国情和学习外交知识。

    此书对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的探讨，总体上来说是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而美中不足的是，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略显不足。如多次强调“五四运动为‘国民外交时期’的开端”，但是对五四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却没有做较为详尽的阐述，尤其是与对清末“国民外交”观念较为详细的介绍相比，对五四运动的关注就更显单薄。尽管五四运动不属于该书所着重介绍的20年代的民间外交，但是作为“开端”似乎是不能忽略的。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是与梁启超这个重要人物分不开的。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梁启超力排众议，利用他在段祺瑞政府任职的机会促使中国对德国宣战，为中国赢得战后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机会。因不信任政府外交，已经下野的梁启超带团亲赴巴黎，在会外与各国政要及媒体积极交涉，表明中国人民的立场。是他将列强出卖中国权益的协定用电报及时通告国内的同事：以张謇、林长民为首的“国民外交协会”，并由他们于5月2日在梁启超主办的《晨报》披露，呼吁国民群起反对，这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民众的积极参与是和领袖人物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