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演变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武汉大学黄钊教授撰著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一书。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传统德育学说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的德育思想，作了深入的发掘、总结，从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不失为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优秀力作。

    全书洋洋130余万言，涉及古代思想家共120余人，分为上、中、下三篇，计36章，分别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德育宗旨和德育目标的构想，关于德育理论和基本内容的设计，关于德育原则、途径、方法的种种思考，作了系统而深刻的理论阐发。这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德育学说，对于有效探索和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活动规律，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德育理论和推进当代的德育实践，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史论》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值得肯定：

    第一，体例鲜明独特。德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德育，仅指道德观教育；而“广义”的德育，则是道德观教育和宇宙观教育、政治观教育的综合。从广义德育的角度立论，可以说《史论》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广义德育发生发展历史的著作。它从内容上扩宽了“德育”之“德”的包容量，深化了人们对“育”的认识。

    第二，内容丰富充实。《史论》内容涵盖面宽、信息包容量大。一是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夏、商、周等上古时代。二是比较重视对先贤德育方法的发掘与总结。全书有关德育方法的论述，约占六分之一的分量。将之串联起来，几乎可以构成一部独特的《中国古代德育方法史》。三是注重发掘中国思想史上被遗漏的思想家的德育思想。如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与法家李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刘昼、颜之推、北宋的司马光等儒家学者，本是很有成就的学派或学者，但过去有关思想史的著作，却鲜少提及。本书对他们分别作了专题研究。

    第三，方法科学得体。在方法上，《史论》坚持了三个“注重”：一是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在这方面，《史论》作者极为用功。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儒、佛、道多种思潮并起，相互交织，呈现出某种混乱无序状态。为了梳理这一时期的德育思想史，该书重点安排了以下五章：（1）《魏晋玄学家的德育思想》、（2）《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者的德育思想》、（3）《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学者的德育思想》、（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的德育思想》、（5）《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批判思想家的德育思想》。通过这五章的编排，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分野的情况客观地展现了出来，这符合历史主义的要求；同时，在具体阐述中，又注意揭示玄学与道教的关系，佛学与玄学的关系，儒学与佛、道的关系，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以及社会批判思想家对玄学、佛教和道教的批判。这就较为深刻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从而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二是注重“史”与“论”的结合。这里说的“史”，指的是本书所系统阐述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所说的“论”，指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对思想家们所创建的德育学说所作的评论。作者认为，正确而客观地归纳、概括思想家的德育理论创造，这是“史”的要求，也是本书核心内容之所在，应当特别用功去做；与此同时，在书中对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作出画龙点睛式的评价，也不可忽视与怠慢。三是注重史料的考订。史料考订是史学研究坚持去伪存真的必要手段，《史论》在这方面也颇为用功。

    此外，该书在发掘传统德育学说的现实价值方面、在对历代思想资料的归纳演绎方面、在注意研究思想史所对应的社会背景方面、也极具功力，令人读后受益良多。略感不足者，是《史论》忽略了对先秦阴阳、五行学派的德育思想论述，在汉唐德育思想研究中则缺少对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家德育思想的比较研究。而古代阴阳相养、阳尊阴卑、五行相生相胜相克的德育理论，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论、古文经学的“实事求是”论的德育论述方法对于中国思想史与德育史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赞扬《史论》作者黄钊先生孜孜以求、无怨无悔的学术精神。黄钊是著名学者，但不是学术明星。在当今这个充满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处处讲功利、拼业绩、争项目、求奖励的社会风尚下，黄钊先生却淡泊名利、艰苦为学，终于修成正果，完成大著。正如其“自序”所说：“多年来，虽年老体衰、眼花耳闭，却迎寒送暑、孜孜以求。直至‘衣带渐宽’、‘须眉变白’，也无怨无悔。总的感受是：十年寒与暑，温凉我自知；甘为孺子牛，躬耕未敢辞”，“曹孟德曾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表达其晚年的壮志豪情。我不敢以其志自比，但乐意向他学习，力求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一位古稀老人励志向学高尚情操的自我表白，是孔子赞赏的“学者为己”真精神的具体体现。那些视学术为畏途的青年或以学术谋私利的明星，真该由此得到一些启示或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