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图书馆见证我的母校情结

    我是1980年夏天考上清华的。本来报的第一志愿是经济管理工程系，第二志愿是力学系，结果录取到了第三志愿机械工程系，分在压02班（锻压专业02班，简称压02班）。进校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当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在四川只招一个人，录取的就是现在回归经济系的李稻葵教授，他的总分比我高。

    我入校是8月28日，那时的北京全然是一种盛夏的感觉。开始我住在三号楼，便经常去老图书馆自习。一是非常近（刚开始还没有买自行车）；二是那里环境好，又凉快。汪鸾翔先生在他撰写的清华大学老校歌中，第二段的起首句就是“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赞颂的就是清华老图书馆。所谓 “左图右史”：就是人置身书斋，前后左右都是书 。我最喜欢去的是老馆二楼西边的阅览室，它高大深长、宽阔明亮。8点半钟之前，同学们在门口排长队，管理员到点把门一打开，大家蜂拥而入，然后就是“百米赛跑”，抢位子。记得那时还有人用书或者书包帮别人占座位的，也会发生一些争吵。有时人多没有位子了，我就坐在中部旋转楼梯一尺宽的窗台上自习，窗上爬满青藤。春天还能看到窗外的紫荆花和迎春花，也别有情趣。

    当时，我们住在三号楼309室，其他五名室员分别是鲍刚（现在美国经商）、吕争元（惠普中国公司经理）、盛建中（杭州重型机器厂总工程师）、邓达（原广州容声电冰箱厂高级工程师）、严励（东南大学教授）。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庄丽君老师， 那时她是机械系焊接专业在职硕士生，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我在清华大学当的第一个“官”就是309室室长。入学后不久，班里组织第一次集体活动——攀登香山鬼见愁。我们班从眼镜湖出发，以室为单位比赛看谁先登顶，奖品是庄老师自费购买的6本图书，捆成了一个小捆。我们室的同学来自大山和农村的比较多，爬山有优势，大家都摩拳擦掌、志在必得。一路上我们六个人始终在一起，来自山西的吕争元是班上最小的，那时他好像还没有发育（后来在校期间就长了20厘米），身体稍微弱一些，我和鲍刚轮流拖着他小跑前进。鲍刚家是北大的，他对香山的地形比较熟悉，我们走的路几乎是直线。终于，全室第一个从鬼见愁的正面登顶。耗时28分钟，占有绝对的优势。后来，多少次我自己去爬香山怎么也突破不了这个记录，并且常常由于前期爬得太猛而半途而废。这使得我深深地叹道：什么是年轻，什么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登顶后，我们室一人得到了一本书，我至今还保留着一本《青年通讯》，当时读得非常仔细，自己做了不少批注。

    在老馆自习，一想起老师们介绍的，年仅23岁的曹禺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座位上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式的话剧剧本《雷雨》，就觉得自己肯定也是未来书写历史的人，心中的自豪感、责任感皆油然而生。在老馆的长案上，我也尝试过为班上的文艺节目撰写小品，但是没有被采用，浪费了不少时日。我想这就是失败的、拙劣的模仿，不知道别人在这里发生过类似的故事没有。所以，搞上研究工作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准则，不熟悉的东西不讲，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东西少发言。

    我们的班主任颜永年教授是一个勤奋逐新的人，现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电子研究所的所长。我毕业时的论文就是他亲自指导的，还获得了优秀。这是我告别锻压专业的一个纪念。随后，我直接去北京经济学院（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读“劳动经济”硕士。我的专业转型也离不开老图书馆，课余时间在这里阅读了不少经济学的书籍，其中包括《资本论》。当时读起来觉得比较艰涩，中间想打退堂鼓，是时任学生会（第21届）主席林炎志学长的一句话“我在‘文革’期间读了六遍《资本论》”刺激了我，你能读六遍，我肯定能够读完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1月，我考北京经济学院的研究生，结果不仅总分第一，而且政治经济学单科也是第一。

    在老图书馆中部顶层的东侧，原来是个全国各地研究生招生信息资料的阅览室，我三年级以后常去。由于我是四川生源，刚开始联系的是四川财经学院，到了1984年的11月份，才下决心去报考北京经济学院。结果被本来不打算考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冯俭知道了，他心眼一活，拿我过去的联系资料就报考了四川财经学院，他现在已经是四川财经大学的教授了。真没有想到，世界原来可以这样阴差阳错的。后来，四川财大王裕国校长知道此事后，聘请我当财大的客座教授，并邀请我于2004年4月1日在光华讲坛作了题为“当前就业形势及对策”的学术报告。

    老图书馆一层的中部，原来是“人文社会科学报刊阅览室”，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空间相对狭窄，进去要拿号，在取刊物的时候要把号牌插上；人多的时候要排上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进去，真需要点耐心。当时，看到《求是》上发文章人的名字非常羡慕，曾经幻想我什么时候能发一篇呀。后来发表以后才知道，这样的刊物是你自己想发的时候很难发，你没想发的时候可能会找上你约稿。

    1987年初夏，北京经济学院在筹备国际劳工组织亚洲人力资源开发网中国网的时候，我作为筹备组的秘书，认识了中国网备选主席袁方先生（1938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后曾在清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作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他，闲谈时突然明知故问：“人有没有兽性？”我回答：“应该有吧！”他说：“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可能这是当时他正在考虑的问题。他曾经要我考他的博士生，可是当时我已经上了七年的学，有点厌倦，外面的经济改革又十分火热，急着早点工作。袁方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评副研究员时还是他写的推荐信。后来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接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博士后，博士后出站论文《中国老龄社会的退休制度安排》作为专著即将出版了，出版后一定送给母校的图书馆。

    1988年仲夏，我进入国家计委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工作。那时价格改革闯关搞得如火如荼，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了8年的我，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工作，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在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工作的19年间，我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心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没有改革开放，我一不可能上大学，二不可能有这么多学术交流的机会。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先后经历了五任领导：其中姚依林（1934年考入清华）、曾培炎（1962无线电）都是清华人。目前在国家计委系统工作的清华人有100多。我的研究工作也多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其中大多是清华校友。朱镕基同志（1951电机）担任总理期间，对我写的研究报告有多次重要的批示。吴邦国同志（1966无线电）和黄菊同志（1963电机）也曾经在我有关下岗再就业问题的研究报告上作过重要批示。彭珮云副委员长（1949社会）曾经要我认真研究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化问题，并请我在好苑建国商务酒店共进午餐。华建敏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1963动力）在中南海召集一些人口学家咨询生育政策，我提出了在2020年前“以不变应万变”的建议。

    清华校友是一家。在工作过程中，我经常得到清华老师和同学的指导和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光远（1936）学长，他曾经当过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75年至1977年），这样算来，于老既是我的学长，又是我的前任领导。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碰面。他90岁时跟我说，他每天坚持自己用电脑写1000~2000字的文章，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别人，他有求必应，尽力提携后生。这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进入21世纪，我与母校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时常参加公管学院、经管学院和人文学院的一些学术活动，比如博士生、博士后的答辩和一些专题研讨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在情人节前夕，我重访了清华图书馆这个老情人。我发现：老图书馆中部和西部的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图书馆的东部变化不太大，还看得出上世纪80年代初的样子。经过二楼中厅清华特藏室时，我有些好奇，探头朝里张望。一位中年女馆员热情地邀请我进去细瞧，并认真做了介绍。看见校友们的成就，我也想今年校庆时在这些书架填满一格。从旧图书馆出来，才想起忘了问这位女老师的名字。打开手中她给的关于清华特藏室的宣传资料，我猜她应该就是韦庆媛老师。来到新图书馆，和门卫做一说明，进去十分方便。在里面转了一圈，感到新图书馆比老图书馆要现代化，但是似乎缺少一些历史的厚重感。谁让我偏爱老图书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