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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8月03日 星期三

    胡乔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

    ——读《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联想到的

    郑一奇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03日   10 版)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丁晓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55.00元

        期盼中的一本书

        2011年6月,我听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即打电话给这本书的责编,希望他能送我一本书。

        我急切地要看这本新书,首先是因为这本书选题重要,我想看看作者究竟写得如何。众所周知,乔木长期在中共中央,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工作,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为党和国家起草了许多重要文献,在我国思想文化战线曾有深远的影响。他参与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4年)、《中国共产党三十年》(1951年)、《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9-1980年),都是从事党史研究,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反复学习过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评价乔木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思想、宣传贡献的?在实践的推动下乔木自己是如何“与时俱进”,作出新的思考的?这些是我关心这本书的首要缘由。这本书选题涉及党史、国史,内容重要,要写好、写生动很难。

        另外,乔木抗日战争时期进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领导岗位,他的革命生涯也与青年工作,与共青团有很多联系。他1930年在清华大学加入共青团,1937年到陕北,曾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任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他1941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直到1966年。1948年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还任过团中央委员与全国青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宣传、新闻战线任领导工作,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但他对共青团的宣传、出版工作,仍非常关心。我也想看看这本书,这方面写得如何?讲述是否充分?

        我读完这本书总体上很满意。这本书选题重要,涉及党史、国史,涉及许多中共历史上的高层活动、政治斗争、理论交锋。看后感到作者写作指导思想明确,占有史料丰富,讲述评价实事求是,而且把一部思想家、理论家的传记,写得生动可读。作者精心组织材料,几乎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既写了乔木的人生道路,也涉及到许多党史、国史上的重要公案、文案,对学习了解中共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很有助益。

        但是在涉及乔木长期以来对共青团宣传、出版工作的关心、指导,涉及中国青年出版社,书中只在第346页提了几句,并未展开讲述。这里作者可能是限于本书的篇幅,也可能认为这方面的事,似乎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乔木的主业。

        我从1999年后曾抄录了的相关史料,现摘要而谈,供读者参考。

        多方面关心指导中国青年出版社

        1.1956年谈拓展选题的一封信

        1999年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50周年,作为社庆活动之一,要征集本社的出版文物并陈列展出。在搜集文物过程中,总编室的同志告诉我,总编室存有一封胡乔木致顾均正的信。这封信的内容,早在1977年我到社时,就由社会科学编辑室主任孟庆远向我们传达过,让我们学习领会,并在编辑工作中加以贯彻。但这封信的原件这次我才第一次见到。原信是放在中青社的一个老式信封中的。胡乔木是写在中宣部的便笺上的,共4页。信前还有李庚给蔡云同志的一个便条,便条上说:“均正先生要求将此件复印两份,给一份他存,我看可以。老人把这封信看得很重,当作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信任和嘱托,满足他这个要求吧,原件已将残破,社里复印一份存档也好。”李庚信上注的日期是3月2日,是何年写的,现已查不清了,据蔡云同志回忆应是在李庚调任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之前,即李庚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期间(1979~1983),当时蔡云同志是总编室主任(后任社长)。另据一些老同志查考,李庚的批注应是1979~1980年期间。1999年之后,这封信作为文物陈列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五楼的文物陈列室内,公开展出。但这封信并未收入《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6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印制了《现存社藏文献及文物精品集》一书,收入并发表了这封信。

        胡乔木同志这封信主要是谈出书选题的,他建议中青社注意出版世界著名童话以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寓言、神话、传说故事等读物。如建议中青社出版《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各国民间故事,《鹅妈妈的故事》,托尔斯泰编的童话,马克·吐温的著作,金斯莱、罗斯金、科洛迪、亚米契斯、法布尔、威尔斯的著作,出版中国的各种民间故事。信中详细列出一串书名,指出出版这些蕴含着人类智慧的读物,对于培养青少年的重要。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953年与开明书店联合,初期出版以青年团工作用书、文学读物、知识读物为主。胡乔木的这封信开拓了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眼界,此后出书的路子更宽了。

        胡乔木同志这封信写于1956年9月7日,这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1956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进一步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方针。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写这封信,要求中青社拓宽选题思路,显然是与这个时代背景相适应的。

        2.长期关心《中国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

        胡乔木1937年赴延安后曾主编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54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作为理论家、宣传家,老一辈的青年工作者,他对团的出版工作一直是非常关心的。他多次写信、题词,指导《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工作,早在1954年11月21日,他曾致信团中央,对团刊宣传批评俞平伯的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要注意的地方发表意见。他认为对青年学者“适当表扬是好的,但要注意不要过分,防止冲昏头脑”,“在科学工作中培养典型模范的办法,似不适用”,“《中国青年》近期社论认为青年是新生力量的提法也可考虑,老年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是新生力量的代表。《中国青年》最好写一篇文章全面讨论一下青年和老年(成年)的关系,因为现在既有老年压迫青年,也有青年轻视老年,即既要提倡勇敢斗争,又要提倡虚心学习,掌握知识。”(见《胡乔木书信集》第125页)1986年10月19日致信《中国青年》,祝贺《中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旧址举行建碑活动,认为这一活动“表达了我们曾在《中国青年》编辑部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共同心愿”,“希望《中国青年》发扬光荣传统,站在时代前列,永远同广大中国青年一道开拓前进!”

        3.六七十年代对编辑出版业务的指导与帮助

        1965年4月20日、28日,胡乔木两次致信中国青年出版社,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一书的编写予以肯定,并对编辑工作提出具体意见。他仔细地对书稿中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劳工党”“加拿大共产党”的提法要不要统一,书里一些较难懂的医药上的名词要不要加注,“改正缺点”说法欠通、应改为“克服缺点”为妥等一一细说,并建议中青社配合“学习毛著选读甲乙种本”“有系统地出一套辅助性读物”(见《胡乔木书信集》第229~232页)。1965年5月12日又与中青社负责同志和编辑面谈,就《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一书的编辑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读物的出版,备战宣传,编辑青年读物要更多注意注解和解释工作等提出指导意见。要求编辑应具有“极端负责精神”(见《对出版几种青年读物的意见》,《胡乔木文集》第46~50页)。1975年10月23日,他致信毛泽东转呈姚雪垠就《李自成》一书写作情况及出版上的困难给毛泽东的信,促成毛泽东批示支持《李自成》二、三至五卷在中青社的出版(见《胡乔木书信集》第254~255页)。

        4.在改革开放时期一如既往地多方面关心中青社

        1985年11月胡乔木致信祝贺中青社《青年文摘》主办的第二届“五四青年智力竞赛”成功举行。1985年12月写信称赞中青社的《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是一部好书,应予评介”。1989年10月出席《李大钊》(王朝柱著)一书出版座谈会并发言。1989年11月为《追求》杂志出版五周年题词(内容是抄录周恩来1918年2月6日日记,鼓励杂志的编辑“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的成功便满足”)。1992年为中青社《中华文化集粹》丛书出版题词“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他还多次就出版爱国主义教育读物、通俗政治理论读物提出选题指导意见,1983年,他指示要编辑60多本书,我承担了一本《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出版后获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乔木的指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与青年出版工作的关心。当年乔木的关心指导,让我们受益颇多,今天重读这些指导意见,不仅让我感动,也感到有些意见对改进今天的编辑工作仍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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