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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上海工人文化宫戏剧创作小组的一位青年作者宗福先，写出了第一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反“四人帮”的剧本《于无声处》，它的演出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
《于无声处》演出的时候，我还在长沙的一家街道工厂里做工。我看不到演出，但我跑到邮局买到了一张上海《文汇报》，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剧本。多少年没有过的艺术感动，使我激动不已，一夜无眠。
我是一个被“抛弃”了整整25年的人。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再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以后我经历了长达11年半的劳动教养，这当中经过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大饥饿，以及十年“文革”，最后流落在社会底层劳动。从25岁到49岁，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岁月。
这个25年，是我被强制“思想改造”的25年。漫长岁月的囚禁和严厉的管制，使我的内心充满恐惧，长期贫困的物质生活使我的体力衰颓，我被“改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人。我不再是“我”。而“四人帮”的覆灭，又在我已经绝望的心中，重又燃起了希望。
有一天，我从工厂下班回来，一封匿名信忽然寄到了我的家里。打开一看，是一份新华社的“内参”，报道重新使用右派知识分子的消息。我感到惊喜，因为还有老朋友在惦记着我，及时传来新信息，关怀着我未来的命运。
这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开慧》剧组到长沙演出。这个戏的编剧是乔羽和王树元，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禁不住到剧场买了一张票去看戏。后来我和乔羽重逢时，他告诉我，当时他要求当地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帮助找到我，但被拒绝了。那时人们还和“右派”划清界限。
就在这时，戏剧舞台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怒潮势不可挡，它极大地促进着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
我工作过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了《枫叶红了的时候》，这是刺向“四人帮”的第一支锋利的投枪，对“四人帮”的荒谬绝伦的政治欺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青年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它把愤怒揭批“四人帮”和热情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结合起来，深深地感染着观众，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而这时，一个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开展。
它们汇聚成了浓郁而清新的时代气氛。这些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序幕拉开了。我站在历史的转折路口，心中满怀希望，但不知道未来究竟怎样。只有到了1978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举行，一个光明的前景才展现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
当1979年春的信息传来时，我既有一种复活的喜悦，又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是带着深重的创伤，从底层的压抑中抬起头，走回我的戏剧工作岗位的。我离开这个岗位已经25年，我要怎样重新找回我的感觉，我要怎样追上时代的步伐？
我提着一个小衣箱回到了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是那样热诚地欢迎我，真使我感动。我见到了许多伤痕累累的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朝气勃勃的年轻同志。中国剧协刚刚恢复，正赶上文化部要举办一个中国戏剧史上规模最大的戏剧展览来庆祝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负责，他欢迎我参与献礼演出工作，安排我参加评论组的活动，并协助编辑《会刊》。于是我住进了崇文门的那座新建的高楼“向阳饭店”。在我的生命史上，又一次获得了全身心地投入剧场，了解戏剧、感受戏剧、学习戏剧、同戏剧的蓬勃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机缘。
当我走进吴祖光的家，重又见到我的受难的朋友们时，我们禁不住拥抱着痛哭起来。新凤霞大嫂在“文革”中伤残，不能再登台演唱了。祖光却端起酒杯对我说：“忘掉那些伤心事，抓紧工作，把损失了的二十多年补回来！”老作家的精神鼓舞了我，他正在写剧本《闯江湖》，新凤霞也在发愤地写作。
我见到了老作家陈白尘，他曾是我工作过的剧本创作室的主任。他在“文革”中戴着一顶“叛徒”的帽子，受尽了苦难。但他没有在恶势力面前屈服。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是他刚刚写完初稿的剧本《大风歌》。
使我难忘的，是见到阳翰笙老人的情景。在首都剧场的休息室里，拄着手杖的老前辈看到站在面前的我时，他的眼眶里忽然涌满了眼泪，他丢掉手杖，一把抱住了我，声调颤抖地说：“这些年，你受苦了。”
我认识了年轻的剧作家苏叔阳，当我赞扬他的剧作《丹心谱》时，他感情真挚地向我谈到我的好朋友、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右派”田庄，对他创作《丹心谱》的帮助。
田庄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右派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是一位修养很高的电影评论家，极富艺术才华，而又最为不幸。打成右派后，他的境遇艰难。最使人悲伤的是，1979年初，也就是在我回北京之前，田庄接到北影通知，我们的右派小集团问题得到改正，要他立即到党委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那辆破自行车，飞一样地奔去，拿到那张改正书，又兴高采烈地奔回家。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忽然呕血，呕了满满一脸盆，把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吓坏了。他的身体终于崩溃了。我回到北京后，赶到医院去看他，这使人欣喜的重逢，竟又成为教人悲痛的永别。田庄只活到五十岁。他死后，苏叔阳、张锲等几位在困难的日子里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的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我一边读一边哭。
1979年的春天，是一个悲欣交集的春天。
那蓬勃进行的戏剧展演，那一片从未有过的繁荣兴旺的创作景象，那一个个新的剧目激发起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我每一天都处在一种昂奋的精神状态中。
而那个春天里频繁地举行的为在“文革”劫难中屈死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又使我心情沉重，悲叹不已
除了戏剧界为田汉先生举行的隆重的悼念会之外，最令我悲叹的是文化部的三位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副部长的命运。一位是徐光霄，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曾批示对我严厉处制，送去劳改。“文革”后他进了监狱，被迫害而死。另一位副部长陈克寒，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批判吴祖光右派罪行的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他在“文革”中被逼跳楼自杀。还有一位刘芝明副部长，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专案组长，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由他代表党组织向我们宣读政治结论书和处分决定。他的那篇洋洋三万多字的论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发表在剧协主办的大型刊物《戏剧论丛》上。不幸到了“文革”，他反被诬以包庇“二流堂”右派分子而遭受惨无人道的鞭打，被迫害而死。为他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的那天，是一个阴雨的日子，我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八宝山公墓礼堂，默默地望着他的遗像，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伤感。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被一些历史的联想所激动。因为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盛大也最重要的两次戏剧展览。它们对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1944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我那时还是一个14岁的对戏剧充满向往的少年。这个剧展最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剧人们的爱国热情、不屈意志和战斗精神，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第二次就是1979年为庆祝建国30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零一个月，共演出剧目达137台之多的“献礼演出”，它标志了中国戏剧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同时又是我经历了25年的坎坷岁月之后，重又获得艺术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我重归剧坛的这一年已经49岁。
两次戏剧展览相隔了35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举办的。但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不仅看到了这35年间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而且感受到了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和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西南剧展”是由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进步的戏剧家在党的领导下举办的，那时民生艰困，国土破碎，日寇正步步紧逼西南。在这样的情势下，爱国的剧人们从各地聚集桂林，上演一出出激动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戏剧，用戏剧的艺术力量鼓舞人民。我至今还记得剧展开幕式那个晚上的情景。一千多人聚集在一个破旧的戏院里，首先由欧阳先生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国民党官员致辞，最后田汉先生讲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份在抗战中死难的戏剧工作者的名单，唸着一个一个的名字，请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这时会场里已听到哭声，气氛是那样地庄严而又热烈。这次剧展进行了整整3个月，近30个剧团演出了40多台剧目。我记得许多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挤睡在地铺上，啃着一块大饼，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在舞台上生龙活虎，扮演着各种角色。那些日子，桂林的市民们都涌向剧院，整个城市被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氛所笼罩。我，一个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戏剧精神的感召中成长起来。
35年之后，我又参与了一个更盛大的戏剧展览，我又投入到了一个激荡的时代浪潮之中，强有力的戏剧精神又一次赋予了我新的生命力。
我写的第一篇剧评，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思想解放的艺术花朵》，是评论话剧《报春花》的。这个戏创作于1979年春天，它真是一朵新时代的报春花。作者崔德志和我是同代人。他把多年郁积在心中的愤懑，通过一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倾泻了出来，激起了万千观众的强烈共鸣。他塑造了一个默默无闻勤奋劳动的青年女工的形象，她在工作中创造了奇迹，但她在生活中却受人歧视。就因为她的爸爸是“历反”，她的妈妈被划为“右派”。长期在中国流行的“唯成分论”、“血统论”，把一个人的出身当作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受到压抑，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造成了社会多大的不公正！现在一出《报春花》冲毁了多年统治着中国的这种旧观念，怎能不激起广大观众的欢呼呢！
记得老作家陈荒煤看完戏后，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的大问题啊，它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中还从没有表现过的题材和主题。”
在我参与编辑的几十期《会刊》中，发表了各地来京参加演出的人员及时写的大量的戏剧评论。它们评价了每一个参演的剧目。象当时最受好评的现实题材的话剧《救救她》、《权与法》、《未来在召唤》、《向前向前》、《这里通向云端》、《撩开你的面纱》、《婚礼》、《姑娘跟我走》等等，和这些现实性极强的戏剧作品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创作潮流，一大批话剧作品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一幅幅中国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个潮流的出现，也是针对着“四人帮”的，因为他们篡改历史，抹杀老一代革命家的历史功绩。代表性剧作有：《曙光》（白桦作）、《陈毅出山》（丁一三作）、《报童》（邵冲飞等作）、《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作）、《彭大将军》（王德英等作）、《朱德将军》（车连滨等作）、《陈毅市长》（沙叶新作）、《东进！东进！》（所云平等作）等。
我记得老诗人艾青举起大拇指向我说：“戏剧创作了不起！”
我记得老作家丁玲对我说：“这两年戏剧创作走在了最前面。”
我记得文艺工作的老领导周扬在一个会议上兴奋地说：“各种艺术形式中，戏剧，特别是话剧最活跃，而且最有成绩。这不仅是“四人帮”统治十年中不可能有的，也是十七年时期所没有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估计。”
1979年整整一年所展演的137台剧目，标志着戏剧创作的空前繁荣。它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更是一种历史现象。只可能出现在摧毁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思想获得解放的这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十年“文革”中经受了太多的精神苦难，同时也在政治大封闭中经受了最严峻的磨练。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紧密了，对人民的政治愿望和生活的艰辛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十年的社会大动乱，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不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并且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进行冷峻而深沉的思考。他们的心中燃起了对新时代的热烈向往，产生了不可遏制的艺术创作的冲动。因而话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文艺思想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
1982年末，吴雪同志和我受聘联合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戏剧集》，我们经过多次讨论，选辑了14部话剧作品，8部戏曲作品，并且把我们对这一个时期戏剧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认识，以及它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意义，都扼要地写进书前的那篇《导言》里了。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祝辞》，无疑是中国文艺迈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的历史性标志。
1980年2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又由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围绕着当时引起激烈争议的三个剧本：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展开讨论。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聆听了全部发言。这几个作品都很尖锐地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弊端，《骗子》更无情地揭露了在我们的体制内产生的干部的特权和腐败，这在当时的情势下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有的人批评这几个剧本的发言很动感情，言词也很激烈，的确反映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人们的某些真实情绪。记得陈刚同志和我的联合发言，也批评了剧本同情骗子，而不敢更大胆地肯定剧本的社会批判的深刻性。这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局限。社会在转型，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旧的观念被冲毁了，出现了许多人们还感到陌生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在长期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于一种条件反射：遇到一个新现象、一部新作品时，先要问：是姓“资”还是姓“社”？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自由化”？这些过去时代遗留下的观念和思维习惯，看来还会继续地缠绕在人们的头脑里。人们还会在不断地争议中，甚至不断地斗争中，逐渐地觉醒和进步。
这个座谈会最值得纪念的，是胡耀邦对座谈会的关怀，和他极力倡导的平等自由的讨论，以及他最后发表的长篇讲话。
2月12日和13日两个半天，在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文艺界一千余人聆听胡耀邦的讲话。他分八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80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调，激越的情感，挥动着手臂，向大家庄严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热泪盈眶，庆幸那个借文艺批评之名对作家实行残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电视机进了家庭，剧场的观众逐渐减少，戏剧面临新的困境，创作高潮逐渐平息下去
这时，金山先生和我有了一次极富启发性，并且对我往后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的谈话。谈话的主题是戏剧界要重视电视剧的发展。他预见到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将成为拥有最多观众的一门崭新的戏剧形式。他引导我把艺术目光转向正在兴起的电视剧。
金山，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思想极其敏锐，并且富有开拓精神的戏剧事业家。他那时担任着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职务。金山比我年长20岁，应该说是我的前辈了。但因为50年代初，我们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他担任过副院长，他的夫人孙维世是剧院的总导演，我和他们夫妇有着密切的交往，我常常向他们求教，所以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孙维世在“文革”中惨遭江青迫害，死得很凄惨，金山也一直关在秦城监狱，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
金山先生一直关注着我。我回到北京的当晚就在他家做客，他曾几次要我到戏剧学院去，他正在建一座实验剧场，他希望我恢复青年时代的热情，继续写剧本。但我的工作已由剧协安排。
80年代开始，金山怀着新的艺术理想，以充沛的精力，为筹建一个新型的艺术机构：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而四处奔走。他找到胡耀邦同志，得到了热情支持，批给了他300万元经费，建立机构并筹拍电视剧。
金山经过思考，选择溥仪的故事来拍摄第一部电视剧《末代皇帝》，并组织戏剧学院的王树元等人写作剧本。而“电视剧艺术委员会”这个新机构，就委托剧协抽调人员办起来了。
很不幸，新的事业刚刚开展起来，金山先生就因突发心脏病，于1982年7月过早地逝世了。他离世后，我们就继续努力，在文联的系统内筹办起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这个新的艺术团体。
金山和孙维世，是我敬重和深深怀念的两位杰出的戏剧家。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戏剧卷”，我义不容辞地写了“孙维世”这个条目，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概述，但蕴含着我心中对迫害她致死的“文革”的愤恨和对她的无尽的思念。
1980年2月12日文艺界人士聆听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摄于京西宾馆大厅。叶文福（左三），王春元（左四），柯岩（左六），丁玲（左七），苏叔阳（左八），艾青（左九），沙叶新（左十），杜高（右四），崔德志（右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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