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胡同32号的出版旧事

    中老胡同32号

    中老胡同32号与故宫东北角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条景山大街，这里是瑾妃和珍妃的娘家，三个三层的四合院，花园、假山和一百多间青砖瓦舍，在北平沦陷期间统统被日军霸占。从抗战胜利的1946年到院系调整的1952年间，这里是老北大的宿舍区之一，先后居住过30多户教授学者，包括老北大的训导长、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院长，以及哲学、西方语言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户主的名字串起来，就是半部中国学术史：朱光潜、贺麟、冯至、沈从文、曾昭抡、陈占元、江泽涵、袁家骅、闻家驷、周炳琳、孙云铸、费青、吴之椿、庄圻泰、孙承锷、马大猷……

    现在，这座规整的院子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学者们的孩子，现在也都已是耄耋老人。所幸，还有记忆和记录留存，当年的“孩子们”在记忆和记录里回忆他们的童年，怀念他们的父辈，也讲述跟斯地斯人有关的出版旧事。

    鲜为人知的明日社

    中老胡同32号的住户中有一默默无闻的出版人，他一辈子几乎只做过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就是在北大西语系当教授。在此之前，他“仅凭一人之力”，办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书，甚至流传到了延安。这个人就是陈占元。

    陈占元和他的明日出版社现在已经湮没不闻，但在当时可是广为人知的，跟巴金独自支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齐名。陈占元1908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1927年赴法求学，在巴黎大学修习美学和文学课程。1934年回国后，先在北平、上海为商务印书馆译书和《译文》等杂志译稿，1940年由其父亲提供启动资金，在香港创办明日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等。香港沦陷后，陈占元在抗战中的“文化城”桂林继续办“明日社”。他一个人集翻译、约稿、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发行于一身，出版发行了用土纸印刷的十余种文学著作及译著。如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及其译作，纪德的《新的粮食》；梁宗岱的《屈原》及其译作，罗曼罗兰的《歌德与悲多汶》和里克尔等的《交错集》；刘思慕翻译的歌德自传《诗与真》以及其他人翻译的罗素、莫洛亚等人的作品。此外还出版了陈占元自己翻译的作品，如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纪德的《妇人学校》、圣狄舒贝里的《夜航》、支维格（现多译为“茨威格”）的《马来亚狂人》、桑松的《山、水、阳光》等。

    当时的读书书店就在“明日社”发行部楼下，书店桂林分店的经历范用常买“明日社”的书，并一直保存。1996年，他回忆说：“湘桂大撤退，别的可以不要，心爱的书不能丢，我把这几本书带到重庆，以后到上海，最后落户到北京，如今伴我安度晚年。我死了，他们会留在人间，继续给人以智慧和力量。感谢陈占元先生，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印了这些好书。” 

    中老胡同的另一位住户冯至有三部重要作品《伍子胥》、《山水》、《十四行集》，钱理群在《20世纪中国小说读本》里评价说：它们“在诗歌、散文、小说三个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沉思状态，自觉地追求艺术的完美、纯净与和谐，在40年代，以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中，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十四行集》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之一，“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样的名句就出自这本诗集。这三本书连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书，最初就是由明日社出版的。

    冯至的女儿冯姚平女士回忆说：

    陈伯伯（陈占元）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的名字从1940年2月开始就不断出现在父亲的日记里，当时他在桂林办明日社。……明日社实际上就是陈伯伯自己。约稿、编辑、买纸、找地方印刷、校对、发行都是他。效率之高可见于父亲日记：1942年“3月14日复陈占元信述诗集计划；3月26日发占元航快定诗集名《十四行集》；4月14日《十四行集》抄好订好寄给占元”，5月书就出版了。书还出得很讲究，印了3100册之外，注明“本书初版用上等重纸印30册，号码由1至30，为非卖品；用浏阳纸印200册，号码由1至200……”之后，当父亲的散文集《山水》（被称为是《十四行集》的姊妹篇）由重庆国民出版社出版时，就没有这么仔细了。以致父亲写的不足一千字的跋语都没有印在书后边。

    明日社虽然短暂，今天知道它的人不多了，但功不可没。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质条件极端恶劣，头上日本飞机说来就来的情况下，它坚守这块阵地，顽强地战斗着。

    此外，陈占元和冯至、卞之琳、李广田还曾一起编辑出版文艺刊物《明日文艺》，刊载有冯至夫妇、陈占元、卞之琳、李广田、杨周翰、方敬、林秀清、展之等人的创作与译作，九叶派女诗人郑敏的处女作《诗九首》也是在《名人文艺》发表的。可惜只出版了4期，就因桂林遭日军轰炸疏散人口而停刊。

    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

    中老胡同32号里最重要的“出版盛事”，当推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贺麟早年在清华师从梁启超，1926年后，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是怀特海等哲学家的弟子。1931年回国起，建立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名重一时。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多次约见。1940年底，在重庆的一次约见时，贺麟提议成立委员会，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蒋介石答应可以由政府资助，在西南联大由贺麟牵头建立，附设于“中国哲学会”下。

    委员会旋即开列西方历代哲学名著书单，邀约专家从事移译。推出了很多中译本，如J．Royce的《近代哲学的精神》，F.H.Bradley的《伦理学研究》，B.Rand选本《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原名《古典道德学家》)等，也有部分原创著作，如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等。

    1946年以后“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搬进了中老胡同25号，就在32号斜对面，一个三进的院落。32号的不少住户也是译者，如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就翻译了尼采的《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这一时期，委员会组织翻译了20多种西方学术名著，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抗战一直延续到中老胡同时期，是持续至今的“汉译世界名著”的前身。

    贺麟深知这项事业学术意义的重要性，借此团结和培养了一些优秀哲学人才，也培养了不少精通英文的人才，如樊星南、韩裕文、徐孝通等，他们后来都留学美国。当时编译委员会的人员有汪子嵩、邓艾民、王太庆、杨祖陶、黄楠森等，都还是北大的助教，经常到贺麟家里来讨论工作和稿件。后来都成为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解放后大家才知道，汪子嵩、邓艾民、黄楠森几位都是地下党员。

    贺麟曾说：“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识，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但他也曾教导学生张世英说：“我虽然主持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非常看重翻译工作，但……不能靠翻译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要念原文，翻译终究代替不了原文。”

    贺麟本人从1940年开始黑格尔《小逻辑》的翻译，将翻译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从英文版翻译，对照德文版仔细推敲，直到1950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至今还在再版。每次再版他都认真修改，有时加上一篇长序，就是他新的研究成果。《精神现象学》从20年代在美读书时开始接触，到60年代初和80年代末才翻译出版上、下卷。他还翻译了《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

    各种出版编辑工作

    32号住户们的工作总也离不开出版，离不开书。他们读书、教书、更编书、写书。中国出版界元老张元济的侄孙女张祥保就住在院内，跟丈夫王岷源一起在北大西语系教书。而编者、作者是同一个院内的邻居和同事，亦不失为佳话。

    朱光潜在主编《文学杂志》，是抗战前同名杂志的复刊，编辑部的地址就是中老胡同32号内6号。朱光潜、常风和另几个编辑，自己约稿、审稿、写稿和编辑，刊登不同政治倾向文人的作品，作者包括院子里的冯至、沈从文等，可惜两年后因为局势再次停刊。之后，他又主编《正中文学丛书》，促成冯至的《歌德论述》、冯至夫妻合译的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的出版。朱光潜还主持过《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直到他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

    冯至在32号院内一直潜心于《杜甫传》的写作和歌德研究，成果斐然。后来大跃进时，他和田德望带着青年教师“苦战40天”，编写出一本《德国文学史》来。跟这一快速成果相比，在32号院内的几年，是冯至做德国文学研究最好的一段时间。冯至还于1947年4月至次年9月，主持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

    沈从文住在院内的西北角，为多家报纸编辑文学副刊，他的儿子沈虎雏在孔德小学上学，距离《益世报》办事处不远，沈从文每周都让他将一包稿子送去，是已经编好的、下周副刊要见报的文章，让孩子“心怀一种担负重任的秘密快乐”。

    后来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沈从文在“接受新时代”时首先出现了障碍，精神昏乱，并曾自杀。在“腹内车轮转”的百般精神纠结中，沈从文还尽量处理各种来稿，因为那是作者的心血。他曾在《益世报》停刊时，给一个读者写了这样的退稿信：

    吉六先生：你文章因刊物停顿，无从安排，敬寄还，极抱歉……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如生命正当青春，弹性大，适应力强，人格观念又尚未凝定成形，能从新观点学习用笔，为一进步原则而服务，必更容易促进公平而合理的新社会早日来临。

    各种力量——学术、文化，还有政治——都在影响着中老胡同32号。1948年7月，在地下党的协助下，32号的住户、北大法律系教授、费孝通的哥哥费青教授与吴晗一起，创办了《中建》半月刊，刊物借用上海《中国建设》杂志名义出版的“华北航空版”，后又改名为“北平航空版”。32号的住户、西语系教授闻家驷也参与《中建》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在创刊号上发表《一多兄死难二周年祭》纪念他的亲兄弟闻一多。当年年底，北平围城，杂志被禁止发行，闻家驷将《中建》的办刊经费一根金条交给长子，吩咐他妥善保管。长子将金条用油纸包好，放在马口铁的香烟罐内，埋在院内花园里，之后每天检查土地是否松动。直到北平解放，才物归原主。随后，《中建》复刊，更名为《新建设》，内容和风格全然一变，是共和国最早创刊的杂志，后整顿停刊，再没恢复。

    作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学界出洋五大臣之一，周炳琳从1931年后任北大法学院（下辖政治、经济、法律三系）院长，并兼两系系主任。1948年，周炳琳在北平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发行《新路》周刊，就是在32号院内，周炳琳不断撰稿，并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于《新路》，对蒋介石的独裁、假民主做严厉抨击。因为文风凌烈，被当局严重警告后，终于在当年的最后一天，被勒令停刊。

    出版物遗珠和轶闻

    32号院里，还有很多与出版物相关的故事。

    1949年前夕，贺麟等很多教授的家里，开始频繁有学生来访，都是宣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劝教授们不要走的。有的学生夹着书来，走时，书就“忘”带了。书外面的封皮都是别的“合法出版物”，打开里面，却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

    事实上，早在前两年，32号不少住户，如植物学家张景钺、法学系芮沐等很多教授的家里，都偷偷私藏有“那边”邮寄或捎来的宣传品和非法出版物，一部分保留至今，比如1948年4月香港出版的《冀东行》，是投身革命的学生在冀东解放区的见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老舍的“幽默文学”《不夜集》、周作人的《秉烛后谈》等，封面和目录都没有问题，题目下的每一篇文章，却都是新华社社论，文末注明社论的真实题目，《将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还有各类油印小册子，宣传建国前夕左倾师生的革命活动、反饥饿反迫害游行的情况等，都在32号院内偷偷的蔓延。冯至的女儿就曾发现“父亲藏书的秘密”：书柜的后层还藏着解放区的文艺作品。“禁书”有些是学生送来的，冯至问：“军警、特务们把守得这么严，你们是怎么把这些书带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就这么把书拿在手上，大摇大摆地出来；当兵的不管，当官的就是查也不怕，这些人识字不多，看看封面、顶多再翻翻目录，什么问题也发现不了。”

    风声紧的时候，它们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北京解放后，冯至让女儿帮忙，移桌子，摞板凳，爬到里屋书架后，贮藏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方洞，盖着一块木板，轻轻一推，一摞摞禁书都在那儿。

    这个院子还窝藏过包括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黎智（闻家驷的嫡亲侄子）在内的很多地下党员，而1947年下半年，贺麟应北大校长胡适之请代理训导长，保护了很多进步学生，而他那住在“编译委员会”院内的侄子贺争也跑到解放区去了。

    或许因为这些“非法出版物”和非法活动的影响，1949年时，中老胡同32号里的所有住户，没有一个人登上蒋介石的飞机，全部留了下来。

    接着，32号住户们接触的书也发生了变化。教授们抱着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大变化的态度，放下过去看惯了的专业书，开始研读起“新时代出版物”来。50年代国内出了一批反映中国革命历程和革命先烈事迹的系列丛书，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贺麟等人几乎每出一本，都买来积极地读，力图加深对中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党领袖、英雄人物、革命先烈的了解。另一方面，大家都还是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西语系教授袁家骅是中英庚款留学生，专业是古英语，他的妻子钱国英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32号院子里翻译出版过语言学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又翻译了法文的《比较语言史》，去世后出版。1949年后，翻译工作发生了变化，钱国英将毛泽东诗词全部翻译成英文，可以没有能够出版，而且丢失了底稿。

    院子里的孩子，以前上学，读的是开明书局印的课本，英文教材就是几十篇英文课文，如《拿破仑的吹鼓手》《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等，由老师指定篇目背诵。初三的“劳作”课上，为了学习篆刻，老师会推荐学生看《六书通》《说文解字》等。现在，他们开始学习解放区的歌：《民主青年进行曲》、《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和陕北民歌，演活报剧等。孩子们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样豪迈的“新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随父辈们陆续离开了中老胡同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