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

    完成《血朝廷》的同时，作家祝勇大概也预料到自己有可能面对的争议。因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作品，虽然故宫的大框架、大环境都真实无误，却不是一部纯写实的作品，不是一部“趴”在地上的作品。

    “我是想让作品飞起来。”祝勇说，他不能跟在史实后面亦步亦趋。这或许将是争议最大的方面。虚构的部分，如珍妃死于自杀、李鸿章与革命党的秘密会见、光绪替身的出现等，他也找了史料依据，如《庚子国变记》、《宫女谈往录》、《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史实本就众说纷纭，各执一辞，但他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的书中，展现了历史的某种可能性。“中国的历史小说写得太实了，所以无法出现像聚斯金德《香水》那样不朽的作品。”

    在《血朝廷》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被推向前台。梦想、撕裂、彷徨、决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合理的。祝勇常常提到古斯塔夫·勒庞的一句话：他们“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

    读书报：这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写，属于“命题作文”吗？

    祝勇：没有人给我命题，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已经在我的心里埋伏了好多年了。之所以有这个冲动，是因为清末那段历史太曲折，人性的纵深感也强，以往的作品，比如电视剧《走向共和》等，专注于大历史，忽略了人；《苍穹之昴》虽对人性有所关注，但流于肤浅了。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没有了人，历史就会变得空洞。清末那段历史，把人压缩到一个很扁的空间内，“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使我们有了绝佳的机会来观察人性——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有时候，人的本性，在正常状态下很难体现出来，只有极端状态下，才得以暴露。

    如果一定要说有人命题，那是时间在命题。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末路的一百年，是中国开启了现代民主之路的一百年，作为一个写作者（尽管我算不上什么学者），自然会带着一种特殊的眼光回望那段历史，何况我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敏感的写作者，有着强大的言说冲动。辛亥百年，算是一个机缘。这个历史与现实的一个衔接点，让我们在现实中想到历史。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有时甚至就是一回事。

    读书报：在众多纪念辛亥的图书中，你觉得《血朝廷》有何独特性？

    祝勇：《血朝廷》如果说与以往小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关注人在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我不愿意像以往有些历史小说的写法，仅仅把历史过程文学化，像一本文学流水账，人物的性格命运都是固定的，黑脸是黑脸，白脸是白脸，各就各位。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对历史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他们不是空洞的历史概念的载体，我在每个人物的身上都寄予了自己的同情。比如：李鸿章。我在写李鸿章的时候真的是动了感情的，所以我笔下的李鸿章，与其他文本决然不同。现在每每读到写他的章节，都心潮澎湃。

    读书报：对晚清五十年历史的文学书写，对你来说有什么挑战性吗？

    祝勇：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人们对这段历史过于熟悉。但正是这种难度，让我感到刺激：能否将一个老套子的故事翻新，让读者感到“陌生”。“翻新”不意味着别出心裁，更不像有些人所指责的，把坏人写好、把好人写坏——那是另外一种简单化。历史本身是复杂的，而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人的视角也在变化，这使每个作家笔下呈现的历史都有不同。文学不是展现“同”，而是展现“不同”，展现个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当然，由于是历史小说，还是有一些共性在约束，写作者不能得意忘形。这种约束，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实验的价值，使这件事本身更富挑战性。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我以为是李锐写的《人间》，在重述神话的作品中，这部最好，它把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白蛇传的故事翻新，呈现出极强的新鲜感，又自成体系，体现了作家不俗的能力。这像魔术师的逃生表演。你明明看到规则把他限制死了，但他依然游刃有余，死里逃生。

    读书报：据说《血朝廷》是《旧宫殿》的姊妹篇？

    祝勇：有人说《血朝廷》是《旧宫殿》的姊妹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但它们实际上只是我紫禁城系列作品中的两部，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很多年来，与故宫的领导和专业人员打成一片，去了许多人迹罕至的宫殿，对故宫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的写作，也得到故宫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愿意一辈子写故宫。而故宫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我倾尽一生也表达不完。我希望自己能五部、十部地不断写下去。

    读书报：在书中，你分别选取了光绪、慈禧、隆裕、李莲英作为叙述人，通过他们的口吻来讲述那些曾经改写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视角？

    祝勇：刚才说过，在这部小说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被推向前台。我的目的不是表现历史过程本身，而是通过历史过程表现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白式的写法，最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洞察历史当事人面对“决定性瞬间”与权衡与决断、撕裂与挣扎。比如隆裕，人们都知道她，但很少有人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光绪与珍妃夜夜笙歌，她就住在同一屋檐下，只是分居两室而已，她的内心痛苦，应该说也是极致性的。这为我们进入她的内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所以，类似的史料，在我看来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但在以往的历史小说中，只关注历史“大事”，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入小说家们的法眼。正是为人性的幽深处有所洞察，才能将现在的读者与已逝人物的心贴在一起，使逝去的历史不再空洞和苍白，使小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所以，《小说界》副主编谢锦在读完这部小说后给我写信说：“《血朝廷》让我读到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纷乱时代中的痛与挣扎，而掩卷，感到的却是人背后的一种巨大的向下的沉没感，它不由分说地拖着承载着所有人的这个王朝、这个时代向地底走去，越陷越深，永不救赎。多年前，我在钱宁的《秦相李斯》中读到过这种历史的‘悚然之气’，此番又读到了。”

    读书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写作中是怎样的心态，你如何评价《血朝廷》？完成后满意吗？

    祝勇：2003年写完《旧宫殿》，就渐渐萌生了写作此书的想法。《旧宫殿》主要写明朝，这部小说主要写清朝。这是区别之一。更重要的区别，在于《旧宫殿》是一个跨文体的综合文本，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尝试一部“纯粹的小说”。于是有了写作此书的动议。后来赴美，做“文革学”研究，完成了撰写一部“文革学”专著的夙愿，就是后来由台北的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在2007年，这部专著即将完成的时候，开始了《血朝廷》的写作，不是写的开头，而是写的中间部分。但集中写作，是2010年，那段时间全沉浸在小说里，吃饭、睡觉都在想，觉得被小说的人物命运推着走，像穿上了红舞鞋，想停也停不下来。

    在小说中，我表达了我想表达的内容，至于别人的评价，我不太在意。我不要畅销，不要获奖，只要在写作中实现了自己，就足够了。这就是我的心态。

    读书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愿意透露一下吗？

    祝勇：在体制外，写书和拍纪录片，很自由，心态放松，不像原来在单位时那样，为没时间写作而痛苦和焦虑。所以我的写作是真正的“民间写作”，比那些号称“民间”的人士还“民间”。我主创的纪录片《辛亥》将由北京卫视（北京一套）自9月20日起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之《利玛窦》也在这前后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希望各位捧场。《辛亥》还准备做一个电影版，专著《辛亥年》也将在8月份由三联出版，里面有很多珍稀史料和影像。

    原来希望有一单位能保障我的写作，现在发现这样的馅饼是作家们在饥饿中虚构出来的。需要完整的、自由的写作时间，必须作家来解决。我认为我自己解决得不错。我有自己的纪录片制作公司，办公地点在当代MOMA，每年的拍摄投资都超过千万。不仅是为生存战斗，更是兴趣和事业所在，因为纪录片和我的历史题材写作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向往陈丹青在谈论徐悲鸿时所说的：“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那个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