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出版的前前后后

    《子夜》是茅盾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是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深刻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原因。

一

    《子夜》的时代背景是1930年春末夏初。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当时有几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权斗争，二是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中国的民族工业，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四是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起义。

    茅盾在创作《子夜》时，原计划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的敌人力量比较集中而且比较强大）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因此，他希望在小说中通过对现代都市畸形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进行全面剖析入手，力求绘制出一幅30年代初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宏大图景。茅盾给自己列的写作提纲中，也明确指出小说要表现出三个方面情势：“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三、当时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从而形象地呈现对当时社会进行深刻分析的意图。

    事实上，小说的写作意图还与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三个论点：一是革命派的观点：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二是托派的观点：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三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有力地驳斥了后两种观点的谬论。

    最终茅盾在这部政治色彩浓郁的小说中，以这些社会现实为题材，不仅描绘了城市、农村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而且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着重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样，《子夜》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的要求，尽了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任务，并进而推动了革命运动。

二

    1930年夏秋之交，茅盾因神经衰弱、胃病、目疾等同时发作，足有半年多时间不能读书写作，就在那时，他有了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想法。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访亲问友，广泛地深入生活，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据茅盾在回忆录中介绍，那时他经常到表叔卢学博的公馆去，因为卢公馆的客人中，除银行家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要打听政局的消息，卢公馆是个能有所收获的地方。在卢公馆，他听说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这成为他后来写《子夜》的材料之一。与此同时，他还走访了先前在卢公馆遇到的同乡、亲戚、故旧，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走访。由于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茅盾找朋友带他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此外，茅盾还经常从党内的朋友处得到苏区的消息：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随着准备工作的愈益深入，他意识到自己将创作的这部小说意义十分重大。

    茅盾最初计划小说的内容以“都市——农村交响曲”为主，分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提纲。然而，当他写完提纲就感到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他觉得要全面描写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象，这样大的计划非当时自己的能力所能胜任，因此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以反映城市为中心的长篇。于是，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随后根据提纲写了若干册详细的分章大纲。然而，当他根据“分章大纲”写作时，感到规模还是太大，没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无从下手；关于军事行动方面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自己没有在部队工作的经验。最后，茅盾再次缩小写作计划，“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1931年10月，茅盾的身体渐渐康复，他觉得写作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便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运用搜集、整理得到的材料，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最后实际上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茅盾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因此小说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显得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相对较少。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材料也很缺乏，而茅盾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所以茅盾自称这部小说是“半肢瘫痪”、“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如同小说“后记”中所说的：“此书在构思上，我算是用过一番心的。现在写成了，自视仍复疏漏。可是我已经疲倦了，而神经衰弱病又有复发之势，我不遑再计工拙，就靦然出版了。”这样，《子夜》19章，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到1932年12月5日脱稿，历时一年多，但其间茅盾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事、因天热，曾一度中断8个月时间，因此，小说实际写作的时间并不长。

三

    《子夜》的创作与成功，瞿秋白功不可没，正是在他的热心关注和建议下，茅盾才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

    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茅盾看望瞿秋白时，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小说的构思、故事情节、人物及主题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听了频频点头，肯定作品的题材选得好，主题深刻。随后，他们就小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深入探讨，茅盾深受鼓舞。

    过了一段时间，茅盾带着初稿又去拜访瞿秋白。瞿秋白接过稿子，边看边和茅盾交换意见。由于瞿秋白此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对党的方针非常熟悉，因此对“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谈了不少看法，特别是谈到“立三路线”对城市工作的危害，并谈到基层组织对“立三路线”的抵制，这自然影响了茅盾对相关问题的叙述。俩人从下午1点一直谈到6点钟，瞿秋白指出：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中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写第三次“工人罢工”是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茅盾对瞿秋白的见解表示赞同。瞿秋白又向茅盾详细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况，并解释了党的政策，建议茅盾修改小说中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等几个章节。

    不久，党的机关遭到破坏，茅盾便邀请瞿秋白夫妇到自己家暂避。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俩人天天商讨小说的情节和细节上的有关问题。瞿秋白建议茅盾将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民族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后来，茅盾在修改小说时，按瞿秋白的建议作了调整处理，正确地揭示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历史命运。在分析吴荪甫这个主要人物时，瞿秋白还指出，大资本家愤怒到极点以及绝望时，他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茅盾对此分析深有同感，后来在小说第14章中特意增加了惨败后的吴荪甫在极端苦闷时奸污女仆的情节，在人物个性的刻画上作了深入挖掘。而对小说中的其他一些细节，瞿秋白认为，“福特”轿车很普通，像吴荪甫那样在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坐更高级的“雪铁龙”才符合身份，茅盾后来也采纳了这一意见。

    当然，瞿秋白的意见也并非都为茅盾所接受。例如，瞿秋白认为小说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建议修改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茅盾晚年在《回忆秋白烈士》中说：“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

四

    茅盾在写作《子夜》期间，原计划将小说的第一、二章和第四章交给《小说月报》、《文学月报》等杂志发表，因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找到他，打算从1932年1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茅盾还准备署名“逃墨馆主”。

    茅盾署这一笔名蕴含着一片深意。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而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据考，“逃墨”一词语出《孟子·尽心下》：“逃墨必归于阳，逃阳必归于儒。”显然茅盾署名“逃墨”，表明他身居白区，心系红区。不料，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炮火烧毁，茅盾的手稿也被焚毁。但实际上，那时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冲入排字房将《子夜》的底稿抢救出了火场，使得手稿免于毁失。《小说月报》不得已停刊，连载计划就此夭折，结果“逃墨馆主”也未及问世。

    《子夜》后来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署名“茅盾”。而茅盾开始写作时，给小说拟了3个题目——“夕阳”、“燎原”、“野火”，后决定叫“夕阳”，这是取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手稿上，就赫然竖写着中文“夕阳”二字，还横写着一排英文，其大意是：“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1930年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但正式出版时，茅盾几经推敲，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夕阳》改为《子夜》。因为“夕阳”只意味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而“子夜”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同时又是黎明即将来到的先兆，暗示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从《夕阳》到《子夜》，书名的更易不仅记录了作品主题思想深化和升华的脚印，而且还显示出茅盾对中国光明未来的无限憧憬。

    《子夜》初版时，版权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933年4月，但茅盾本人曾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1933年2月初”。这其实有很多证据，如在《鲁迅日记》1933年2月3日条下，记载了“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2月9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变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而瞿秋白评论《子夜》的文章，则在1933年3月12日就发表了。

五

    《子夜》初版印行后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后来也曾遭到国民党书刊审查机构的查禁，但始终畅销不衰。瞿秋白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甚至把1933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子夜》的影响之大。

    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不同版本的《子夜》印行了22次，总数在10万册以上，不仅得到当时文坛的充分肯定，文学批评界也给予很高评价，由此也奠定了茅盾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子夜》出版后不久，瞿秋白在3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笔名“乐雯”发表《〈子夜〉与国货年》，又在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以笔名“施蒂而”发表《读〈子夜〉》，两文都对《子夜》大加推崇，评价甚高。其中，前文评说道：“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自然，它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后文中则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此外，吴组缃、赵家璧、朱自清等也都写了评论，连曾是“学衡派”的吴宓在1933年4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用“云”的笔名，从小说技巧上评论道：“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

    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