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坛登龙术》

    顷读杨建民先生的《〈文坛登龙术〉的由来及遭遇》（《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出版史》版），很感兴趣，也来略谈几句。

    章克标先生的《文坛登龙术》一书初版于1933年5月，到8月，鲁迅作《登龙术拾遗》，稍后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后来又收入《准风月谈》一书；该文补充了一条文坛登龙术：“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这是说邵洵美的，这位诗人因老丈人家的关系而财大气粗。

    杨文有两大要点，一说“近些年来，有研究认为，鲁迅仅仅借《文坛登龙术》，作个搭题文字，与章克标没有什么干系；甚至还推断出鲁迅对章克标之书，还‘很表赞赏’，这一点，无论从现实情况及鲁迅行文看，都不切实。”其实，岂但不切实而已。鲁迅此文直接打击的对象固然是邵洵美，而同时也就顺便扫到了章克标。邵先生其时乃是章先生的东家；章书写到那时文坛上种种怪现象，说了不少调侃的话，却绝未提到邵诗人那种模式。鲁迅为伙计之书作“拾遗”，矛头直指其老板，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言外之妙吗？

    后来发生的事情，使得鲁迅对章先生态度更为严峻，见于《准风月谈·后记》、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以及《且介亭杂文·附记》，措辞都很尖锐，直斥为“邵家帮闲专家”，“颇恶劣”。杨文于此已有介绍，而且鲁迅提到的种种也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这里无须细说；但十分明显的是，决不能因为有这么一篇《登龙术拾遗》，便以为鲁迅对《文坛登龙术》一书“很表赞赏”，有多高的评价，或借以证明此书的价值。

    《文坛登龙术》本来并没有多少影响，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忽然时来运转，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版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总印数有将近两万之多。这两版都把鲁迅的《登龙术拾遗》列为附录；川版附录中且有龚明德先生的专题考辨文章，似有拉鲁迅来强化对章书的宣传之意。

    杨文的另一要点，是他对《文坛登龙术》的总体评价：“该书以一种特别的谐谑语言，以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叙述方式，对当时的文坛，进行了扫描，对一些不良作为，予以了揭示和批评，这应当是《文坛登龙术》的贡献。”这个评价好像基本上根据章先生的自我评价而来。章先生在川版新书的附录之一《〈文坛登龙术〉徒然草》中，自称此书的特色在“谐谑游戏”，又谓“有人说此书轻浮、轻薄、无聊，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也并非企求庄严、敦厚、肃穆，而轻浮、轻薄的另一种语词是明快、清新、流利，我以为这样也还可以。”他的自我感觉如此良好。

    照我看，章先生的自评以及杨文的结论都实在过高。用“谐谑游戏”的笔墨写一两篇小文章或者还好，写一本长达十余万字的专书，则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龚明德先生称《文坛登龙术》一书为“长篇杂文体名著”，而且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唯一的”。其实，“杂文体”而长篇恐怕是不可行的，至少也非常困难——杂文的妙处本在于杂，读杂文集如行山阴道上，丰富多彩，应接不暇；一个调子唱到底，整本的“谐谑游戏”，那如何吃得消。

    幽默谐谑只宜机缘凑泊之际偶一为之，决不能批量生产。钱锺书先生说得好：“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件事物确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像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一件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他又说：“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default），是正面的过失（fault）。”（《写在人生边上·论俗气》，《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我一向很赞赏佩服这一分析。“轻浮、轻薄、无聊”正是由此而来。杂文而为长篇谐谑专著，姑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一定非“过当”不可。

    关于章克标先生的生平，《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有一段简要的介绍——这是一部极好的工具书，却只印了两千册，大约许多读者未及读到——请允许我做一回文抄公，摘录其叙事部分如下——

    ……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后赴上海，1933年主编《时代》半月刊，次年与邵洵美编辑《人言》周刊……抗日战争期间，他投奔汪精卫，参加汪伪组织的和平文学运动并任职于汪精卫的《中华日报》，后又担任过伪《浙江日报》主编。抗战胜利后返回故乡。1951年回上海当书店职员，1958年退职回家，曾任浙江文史馆馆员。（第1004页）

    章先生晚年写的书，我读过一本《九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文字平易，材料丰富，读了可以增加对他老先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