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我到喀麦隆旅行考察。我喜欢走陆路,一来可以尽观沿路植被和景色,二来可以节省经费,以便去更多的地方。从喀麦隆最大的城市杜阿拉到首都雅温得,我选择乘坐长途大巴,三个多小时的路途,阅尽喀麦隆生机盎然的热带森林风光。
从雅温得到恩冈代雷,我则选择乘坐火车。车票是手写的,售票速度很慢。喀麦隆购买火车票实行地地道道的实名制,当地人购买必须持居民身份证,外国公民则须出示护照。上车后,伫立走廊的车窗旁放眼望去,满眼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热带植物,让人很是惬意。更惊人的是,沿路人家的小屋和售货摊与车轨十分近,近到只有一两米的距离!更悬的是,列车车厢的铁门居然有好几个是敞开的,在运行过程中不时碰撞着墙壁和门框。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正沉浸于欣赏和感慨,煞风景的事情又来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脸严肃,我感觉来者不善。这警察先检查我的车票,后检查我的护照,问我来喀麦隆何干。我说来喀麦隆旅游。他认真研读起我的护照,那警察足足研究了三分钟,之后说:你办的这是商务签证,你刚才说你是来旅游的,这有问题。我感到很奇怪,拿旅游签证不能经商可以理解,拿商务签证怎么不能旅游?没有道理。他说你跟我来。到了车厢接合部,他说:你的问题很大,拿商务签证旅游,是非法的,要见我们Boss(头儿)去。我很无奈,但表面上保持平静,心想见就见吧,我倒要看看你们头儿怎么说。
见我不怕,对方便不继续往前走,而是把两只手一捻,做个数钱动作,意思是要我付他钱。我说:要付钱,可以,买啤酒的钱我还是可以付的。(“买啤酒的钱”是当地人索要小钱的一种固定说法,在东非一带则说“买饮料的钱”,犹如中国说“茶钱”。)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500中非法郎的硬币,相当于1美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看清楚了,是500中非法郎,很失望,说:这钱不够,作为你的严重问题的罚款,必须缴纳5000中非法郎,相当于10美元。怕我听不懂,他从胸前的内侧口袋里掏出钱来,钱很零乱地拿在手里,一张一张全都是5000面值的。
我想,该是向他上课的时候了。我身子倚靠在车厢墙壁上,操起双手,显然已经恢复了平静和自信。——这时我已经没有此前的忐忑,因为我知道事情至此顶多破费相当于10美元的钱罢了,不会有更严重的敲诈恐吓了。
我问:“不是啤酒钱吗?为何收这么多?”
他答道:“不仅是啤酒钱,是非法入境的罚款。”
我说:“我的签证是你们驻外使馆代表国家向我颁发的;我入境时你们移民局的官员代表国家检查过我的证件,允许我入境。我的证件和入境都是合法的。而你的所作所为却是非法的,是对你们国家权威的否定和冒犯。”
对方辩解道:“若说合法,那你怎么解释,拿商务签证来旅游?”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旅游呢?不错,我持的是商务签证,但是我就没有旅游的自由吗?这就像你作为警察,一个公职人员,有旅游的自由是一样的道理。”
对方无语。我继续我的攻势:“人不可太贪。”我拿中国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教训他:“As an old saying goes, everybody enjoys money; but gentleman gets money in an honest way.”
好像是最后一道防线被攻陷,他哼了一下,很失望地耸耸肩,将护照和车票还给我,悻悻离去。
与朋友说起这段经历时,我讲了三点感想:
一是感到非洲的官员敲诈索贿还是有道德的和职业底线的。如遇那些身着制服携带证件的国家公务人员盘查甚至诘问、索贿时,倘若自己没有做错,是可以不必付出,而是通过据理力争而保护自己权益的。抱着破财免灾的想法满足对方的敲诈,久而久之会助长腐败官员的胃口。
二是有感于喀麦隆的腐败。提起腐败,喀麦隆百姓痛心疾首,痛恨大小官员榨取民脂民膏,抱怨政府无反腐败的有效举措,甚至无反腐败的口头措施;也痛心于官员腐败给国家带来糟糕的国际形象。喀麦隆虽然有丰富的水利、木材等自然资源,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局势,但是因为腐败,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一直居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然而,不可不分青红皂白说非洲国家个个皆腐败。非洲有很清廉的国家,如博茨瓦纳。几年前我造访博国时,那里的华人朋友再三说起官场的清廉,在博国赠送礼品,相当于约十美元的币值为限,否则官员拒收,怕因触犯法律而丢失饭碗。
三是感受到谚语和格言的作用。长期以来大部分非洲社会没有形成文字,口传文化成为传统。这使非洲文化积淀不够充分,精英文化稀缺,少有经典流传。与此同时,谚语格言承载着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智者的思考,因为它们说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很容易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行使着精英文化的功能。谚语格言在非洲社会里起的作用要比其他地区明显。对非洲人讲格言谚语,比枯燥地讲道理效果要好得多。我说的“人不可太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如果能说他们本民族的谚语格言,且用他们本族的语言说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