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此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主宰。

    在斯诺看来，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它更能代表中国，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承人。它统摄了过去和现在，未来也将属于它。

    斯诺对红色中国进行叙述，红色中国也在对斯诺进行着叙述，也在朝某个方向塑造着他的形象。

    ──《读书》杂志2011年第7期，学者秦立彦这样认为《红星照耀中国》的预言意义以及作者斯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与红色中国的互相叙述。

    改革与革命，是跷跷板两端，双方此起彼伏。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最初界线并没有那么明显，大家都是一腔热忱，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救亡图存。民众与官员，也不必然地分居于善恶两端。袁世凯与孙中山，前者不是乱世枭雄，某个历史时刻那是众望所归，后者不是一味的暴动，在权力交接时，也可以做到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满洲皇室与南京临时政府，后者可以给前者开出比较宽容厚道的退位条件，前者没有选择鱼死网破焦土抵抗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这一切告诉我们，历史上，我们也有美丽的手笔与智慧的画面。

    ──民间史学作者端木赐香在评价马勇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书评中如是说，这与近期《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打捞辛亥私人史”专题立意相当契合，“在经历了‘正面强攻’的宏大叙事后，辛亥阅读逐渐过渡到多角度、细节性的侧面观察”。

    风入松关张，读书人又少了一片栖息地。对于民营书店来说，掌柜便是书店的灵魂。其实风入松老板王炜先生过世后，书店还能支撑这么久，已经不易。观察目前书店的运行模式，似乎书逐渐成为一种附带性的消费，而其他文化创意或消闲用品成为了主要利润来源，如此才能勉力维系书店的开支，也维系了店主的文化情怀。想到这些，有些无奈。也只有爱书人，愿意投身于如此微利又辛苦的行当，还乐此不疲吧。

    ──7月10日《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所刊网友倪雪君对北京风入松书店因租金等问题歇业（据说有望易址重张）的消息的唏嘘，在网上购书与电子书发展势头迅猛的时代，无论实体书店还是纸本书都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前者尤甚。热爱实体书店的读者，能做的或许只有多去店里买书，毕竟一个任何街角都再无书店的世界并不美好。

    我不知道有哪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写作者，会像纳博科夫这样，将英语本身分解成细小的语素，钉在解剖台上，怀着一个另类观察者的偏僻乐趣，制作成嵌入小说情节的蝴蝶标本。当他操纵着舌头按照西班牙发音方式在上颚和牙齿间摸索、弹击时，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捕捉到所有语言学习者对“外语”所持的异样视角，那种“说滑稽也滑稽”的半戏谑半愠怒的态度？昆德拉写法语的风格远比他用捷克语更简短克制，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受制于词汇量；而纳博科夫却在《洛丽塔》、《微暗的火》和《阿达》中留下了太多结构繁复、足以让所有英语文学教授敬畏的文字范本。它们的刻意和华丽，除了与作者的审美取向有关，也常常给我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 语言天才对“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实施的骄傲的报复。

    ──翻译家黄昱宁对纳博科夫作品（英文原作？）很熟悉，是颇有心得的读者，也是观察力敏锐的评论者，特别是在她读过皇皇四大本《纳博科夫传》以后，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阐发如此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