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身份和自由

    此访低地国，晤谈甚众，所获颇丰，语言通畅当为主要原因之一。凡我所见荷兰人等，无论市长王妃，抑或贩夫跑堂，皆操流利英语，更不必提作家与出版人，实为欧洲大陆仅见。非但如此，荷兰人皆以讲英语而自豪，不若法国人那般孤傲。英语与荷兰语有近亲关系，学来容易，另一方面，尼德兰为一小国，且有胸怀全球的伟大传统。若要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必先工语言之器，方可通达天下。所以，与其说荷兰人是语言天才，不如说他们乐于且勤于学习。

    高柏（Koos Kuiper）老师在莱顿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内有一密室，为汉学家和狄仁杰系列小说作者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私人藏书房，千百种宝贝之内，有百余张高罗佩少年时代自制的汉字识字卡片，用绳儿扎成一摞，正面写大字，有注音，背面或标笔顺，或组词造句，足见苦功。高柏本人也是说汉语的高手，普通语讲得字正腔圆，端庄典雅，还小秀了一番温州话和广东话。原来他常常造访中餐馆，与老板伙计们混熟了，顺便习得人家的方言。

    莱顿大学中文系乃一宝地，内有一天井，纯然中式风格，正门张挂对联，供奉妈祖像，金发色目学子三三两两，脚架在木桌子上，怡然闲谈。此地总管为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教授，乍一看有美军特种兵的风采，一开口却是道地的京腔——不是普通话，而是小街深巷里的北京话。柯教授是研究中国先锋诗歌的权威，我曾粗读他的大作《思想、破坏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记得书中收有许多好看的诗人照片，且印有一张骆一禾的手稿，用的是国家测绘局的公文纸，故印象深刻。我说与柯教授听，他答，那是骆一禾写给万夏的信，此书已交由张晓红君汉译，有望明年在中国出版。

    柯雷对中国当代诗人如数家珍，言谈中少不了家新怎样，浩波如何。晚餐时我俩并坐，酒至七巡，菜过三道，柯教授搭住我左肩：“老康，哥们儿得先撤了，回去写我的五年计划。”他敲敲杯子，起身发表离席感言。好一篇讲话，周道备至，人人不落，个个心暖，皆以为自己最受重视，实得我邦待人处世之道的精华。反观我随后的致辞，支离破碎，几同于“该来的没来”一类的胡说八道。早知如此，我便应套用经典，从“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莱顿”开始，规规矩矩，照本宣科。望着柯雷的背影，我自愧弗如，暗生感叹，觉得这可爱的洋教授远比我更有资格做中国人。

    午后到莱顿，至23时搭夜火车回阿姆斯特丹，这多半天的光景，主要的交际语言换成了汉语。黄昏时分，坐在大学城街边的咖啡馆，五六华人，七八老外，以巧雅汉语谈笑风生，忽而文学，忽而野史，好不畅快。安娜·西茨克·凯塞尔（Anne Sytske Keijser）1980年代初留学于厦门大学，取中文名哥舒玺思，颇有女真遗风。彼时之鹭城尚为前线，年轻的哥舒玺思常听见金门岛上的蒋军用高音喇叭，播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图谋瓦解我军我民的斗志。

    哥舒老师与同事林客（Mark Leenhouts）等三人，正在合译《红楼梦》为荷兰语。荷兰文学基金会赞助了这一项目。译事已历三年，进展至40余回。哥舒老师说，最大困难在于《红楼梦》内无尽的人名、食材、中药和服装，有些名词在荷兰语中完全没有对应，但他们宁愿重新造词也不采意译。比如宝玉就是“宝玉”，而不像有些译家转成“宝贵的玉器”。

    雍莉（Alice de Jong）与哥舒同期留华，一南一北。她在辽宁求学，返国后回莱顿深造。我们谈起荷兰尝为许多中国诗人的临时家园，继而说到北岛以及现在回国教书的多多。雍莉忽然沉默稍顷，然后用英语对我说：“我是他的ex。”

    1989年，雍莉自莱顿毕业，随后遇到刚开始旅欧的中国诗人多多，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女儿尤丽娅今年13岁。她取出iPhone，给我看尤丽娅的照片：吃饭，吃饭，戴着耳机、边听音乐边吃饭。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今年4月，雍莉去了成都，重新求学，入读一家烹饪学校，学做川菜。她刚调到莱顿大学不久，工余写博客，一个用英语，写厨艺，另一个用荷兰语，写园艺。温家宝有一次访荷时，她曾为荷兰政府做过口译员。“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了。”雍莉说，“我种菜。”

    卡德尔·阿卜杜拉（Kader Abdolah）留着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胡子，年轻时是伊朗共产党员，反国王，反阿亚图拉，革命后流亡欧洲，最终定居荷兰，并以自学的荷兰语开始小说创作，1993年出版的荷兰语处女作《鹰》（De adelaars）不仅获得了金驴耳奖，还荣升年度最畅销书。现在，他已成为荷兰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潘源中译《天书·我父亲的笔记本》（Spijkerschrift）已于201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今年8月底的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阿卜杜拉也将访华。

    晚餐时我与阿卜杜拉对坐。我问他，有些作家离开祖国，不顾一切地用新语言写作，有些人却死守母语，阿先生咋想的。57岁的阿卜杜拉说了半句又停住，道，这个问题好重大，“我必须用荷兰语来回答你。”我一见他要动真格的，便也拉开架势，亮出录音设备。阿卜杜拉告诉我，原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来到荷兰，这些限制统统没了，就像宇航员摆脱了地心引力。三句半之后，阿先生胡须飞扬，突然回到了英语：“我向上，我向下，我向左，我向右，我自由了。我变成了我自己。我变得非常接近我自己。这是最重大的事情。”

    那么，对他而言，母语的位置又是怎样的呢。“刚到这儿时，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的。”阿卜杜拉告诉我，“可突然间，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时代变了。欧洲正在变革。一切都在变。移民也在寻求语言的改变，使用一种欧洲语言来写自己的心灵。”有没有商业上的考虑？阿卜杜拉一连用了六个no来否认。“这是风险很高的事。因为我是个年轻的作家，改变写作语言很有风险。我不知道这么干能不能成功。我用了很多很多年才出名。”他大笑起来，“我在玩命啊！”

    可他为啥选择荷兰语，这不是比改用英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风险更高吗？阿卜杜拉表示同意，因为荷兰是小国，荷兰语是小语言，但压力也是动力，“不成功，便发狂，作为作家，我就等于死了。可是开始用荷兰语写作之后，我突然发现，哇塞，这可真是一桩伟大的工作！因为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改变着你，要把你变成一个新作家。知道吗你？它给了你一个新身份——作为作家，作为人，作为文学。你成了一个新人。你也变得更年轻了。哈哈哈。”

    雍莉听了阿卜杜拉激情四溢的谈话，对我说，多多正好相反，坚决拒绝学荷兰语。他说，如果学了外语，那些东西就会“侵入他的脑细胞”，让他失去自己。所以他只写汉语诗，只读汉语书。这样做对不对呢？“我不知道。”雍莉说，“很难说是好是坏。”也许诗人和小说家毕竟是不同的。

    （本文所刊图片均为读书报记者康慨拍摄。）

    中华读书报系列报道“荷兰文学见闻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