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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年代的校园生活，无疑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记忆。五十年代，大学四年我却上了四所大学，这种经历恐怕十分少见。我高中没毕业，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大运输管理系，因数学课吃力，对工科也没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就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大三院，现在民政部的旧址），要腾出来作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住进尚未完全竣工的中央财院新校舍，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就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秋我又成了人民大学的学生，直到1954年夏从人大外贸系毕业。如此频繁的变动，使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平添了多样的色彩。重新打开存储在脑际的当年趣忆，仿佛时空又穿越回到了那青春的年代。
先说上海交大。我入学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交大传统的习俗。印象深的是，学生有很大的话语权。那时不叫学生会，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这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本该校系两级总务部门做的事。在校内，学生自治会的威信也很高。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红砖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按年级分住，有人觉得解放了，老规矩要改，为实现公平，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但也有人说，如果四年中你连续抽到了好的或差的，这种悬殊更不公平。校方就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还是低年级先住差的，高年级再住好些的，人人差的与好的都住过，大家没话说。一桩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那时交大校园内的气氛非常活跃。由于学习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课余时间较多，所以可供学生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主讲人既有校外专家名人，也有本校教师，有时还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的穿着，各式各样都有，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专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二是社团多。影响大的诸如合唱、话剧、京剧、舞蹈、乐器等。有的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不但在校内演，还常被人请去到校外演。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无线电、书法等。当时还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很差，于是就联合起来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三是竞赛多。交大很重视体育，常搞各类体育项目的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当时可算是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也许是名声大，所以常有其他篮球队来校比赛。记得当时上海最著名的篮球队，是以回力牌橡胶冠名的“回力队”，就常来交大比赛，这一下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在清华值得怀念的事很多，其中参与亚非和平会议的服务工作印象很深。1952年春在北京召开的亚非和平会议，是解放后我国首次举办国际性的会议。清华有一批同学被选去参加会议服务工作。外文系承担翻译，其他系参与会务服务。这短短几天，却是我们接触社会的很好锻练，那时没有“志愿者”这个称呼，可是六十年前，我就当过一回志愿者了。
在中央财院期间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在实习中发现外贸公司，除对苏贸易外，包括对东欧在内的各国来往，都使用英文，而大家上课学的又全是俄文，于是有些同学就私下暗学英文。那年代学英文，常被看成落后的一种表现，所以避到树林里背英文单词的同学，就成了校园一景。二是有次时任团中央笫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做报告，他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意思是国家需要十个人，只能满足一个人。还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四年制的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听了这些话，眼看即将走向建设岗位，同学们都极为兴奋，并有了一项直接的成果，就是男女同学恋爱成功的几率明显提高了。
50年代的人民大学，一个特点是，“苏化”的影响很鲜明。课程设置、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全是学苏联的，学生除听课外，很强调“习明纳尔”（相当于课堂讨论）的作用。考试方法更特别：非主业课不考试，像俄语、国际私法等，看平时测验成绩就行。期末考试通常只考两门主业课，考试全用口试。每人入场后自抽考题，先准备一二十分钟，然后坐到老师面前，口述对考题的理解，必要时再回答老师的提问。考完当场评分，分5、4、3、2分四档，3分为及格。这种考法好处是，光死背答案不行，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程度及判断能力。缺点是，口试只能考一两个大问题，不利于全面衡量所学课程的程度。此外抽题“运气”，口才好坏，对评分多少会有影响。另一个特点是政治氛围很浓。人大学生中，调干生多，党员多，思想政治工作很强，校内办事雷厉风行，干革命、求进步的正气很浓，没人敢吊儿郎当。毕业时百分之百服从分配，就是校风好的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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